2020 年之后，很多我们熟悉的事物将不复存在_风闻

　　经历了新冠疫情、“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香港暴动……以及与这些事件紧密关联的各种政治操纵，2020 年之后，很多我们熟悉的事物将不复存在。困顿之中，胡昊阅读《回归故里》，了解朋友们的艺术实践，观察生活中的身心真实，这些经验都带来了刺激。曾经写作更多为了自我狂喜，现在，他开始重新思考写作的意义。

　　重思写作

　　撰文：胡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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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故里》是我近期读到最好的一本书。迪迪埃·埃里蓬在书中坦陈自己作为一名出身于法国工人阶级，家庭不睦且公开出柜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现在是一名大学教授），是如何与他曾要誓死隔绝的家庭、过往和解的。书中的金句不胜枚举，其中最闪耀的是当作者描述社会区隔（阶级的、身份的）和他本人的命运之间关系的部分。我反复读，反复感慨：若要成为一个为时代而写的人，这种“成为”内涵往往不止于写作这件事本身，还关系到个体的生命经验、所处时代，以及一系列偶然事件。

　　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 1953—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史家

　　迪迪埃从小是学校里的绩优生。他不乏苦涩地借韦德曼的小说《法农》指出，一如小说对贫民区年轻黑人和高犯罪率的关联描写，他自己也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例外——在法国，一个底层工人家庭出身的少年大概率只能完成“初等教育”，很少再有机会继续读高中和大学。从作者的出身看来，他面对的本应是工厂、犯罪和温饱问题，而不是哲学、美术馆和知识左翼。

　　更“糟糕”的是，迪迪埃本人是同性恋者，这个身份使得他在尚未觉知自我的阶段遭遇了比一般人更多的挑战。他写道，“如果一种欲望，注定要被压抑、被隐藏、被公众否认，那这种欲望究竟是什么呢？……这种欲望自身携带着本质性的脆弱，这是一种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自身可以意识到自身的、永远被焦虑所笼罩的（在大街上、在办公室）的脆弱性。而且不仅仅是侮辱，它还包括所有我们听到的贬义的、诋毁的、贬低的、讽刺的、羞辱的词汇，哪怕我们不是这些用语的直接对象。”

　　经历过 2020 年，我想这已经不再只是专属于性少数群体、少数族裔、被统治阶级的命运了，它已然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2020 年 5 月，我的工作单位所在的艺术区仍处在“封村”的状态中，绝大多数出入口都被关闭，而平常一跃可过的花园也成了墙外的风景。

　　前两天一个朋友在微信上慨叹，2020 年像一个轮回，如衔尾蛇一般首尾相连。想来确实如此，年初的焦虑不安和年底的焦虑不安毫无二致，而年中的缓解、减轻和稀释如同竹篮打水梦一场。这一年，人们经历了新冠疫情、“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香港暴动……以及与这些事件紧密关联的各种政治操纵，这使我，一个生活在以上任何事件风暴中心以外但被“隔离”起来的人，同样强烈感觉到安全感的丧失，于是迪迪埃的天问“如果一种欲望，注定要被压抑、被隐藏、被公众否认，那这种欲望究竟是什么呢”变成了我也要面对的难题。

　　这种欲望就是对自由的渴望，对出门的渴望、对表达的渴望，对任何能和自由沾点边的行动的渴望。谁能想到有一天，出门自由竟然也会被压抑、被隐藏、被公众否认？早在十年前，亦即互联网时代来临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最高光的时刻，“自由”曾经是我所见到的公共讨论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如今这个词却因为肆虐的新冠病毒而被迫面对一种比日渐高压的治理术更为致命和宏阔的拷问：要健康（人命），还是要自由？这种狡猾的对立使得世界上已不再有人能得到绝对的豁免，尽管这只是人们在“临界境况”[1]下的一种假设；同时也使得武汉人、香港人、黑人，乃至福岛人、冲绳人的命运连结在了一起——各种具体的历史幽魂在这一刻如重锤般压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疫情给重思以时间。作为自诩的写作者，我也在重思写作的意义，抑或是，我为何而写？“行活儿”变得比以往更加没有意义，终将滑向虚无主义的思维惰性则尤其需要警惕。我意识到，《回归故里》之所以带给我巨大的冲击，并非因为它抢占了我心目中的学理高点，而是因为迪迪埃基于个人的经验，揭示出在繁复的理论、缠绕的行文和花哨的修辞背后，一个写作者根深蒂固的困惑（也是他写作本书的缘起）可能是什么。

　　对迪迪埃来说，困惑可以被具体为：他为何渴望远离自己童年及少年所处的社会阶级；而每当有人用鄙夷或事不关己的态度评论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时，他又为何会“感到不适，甚至憎恨”，等等。实际上，觉察到这些不是难事，但这次的觉察却促使我将近期的许多生活、阅读和艺术的经验联系起来，比如克莱夫·詹姆斯为瓦尔特·本雅明“为什么写作”以及“为何写成这样”所找到的答案，比如孙歌在上海弄堂里漫步时对鲁迅之心境的揣摩，再比如由艺术家郝敬班、电影学者江萌和策展人苏伟共同发起的艺术项目“错地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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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萌，《展望公园》，2020 年，录像静帧

　　“错地而行“的第一期来自于三个发起者 2020 年下半年以来一次长期的对话。……江萌以压抑的身份亲历、参与到“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中，辨析两个族裔的共同处境；郝敬班把疫情期间柏林的反种族歧视抗议作为讨论的引子，尝试思考异地情境下共情的问题；苏伟则以半虚构的方式叙述了一段奔波两地的故事，聚焦在社会制度冲突下自身的有限性和不稳定状态。

　　郝敬班在柏林，江萌在纽约，苏伟写的则是香港故事。说实话，和三地的风云激荡相比，北京显得过于平静了。在 2020 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城市最热闹的地方是每个小区的入口处：驻扎了来自街道、社区、居委会的各类“守门人”。我住的小区门口还设置了高悬红底黄字旗的党员先进岗，佩戴党徽的社区干部每天都要上岗值班，偶尔喊喊口号。我在路过岗哨去超市买菜的时候常常好奇：此时此刻，这些干部心里想什么呢？

　　我对他们的好奇很可能要大过我对“黑人的命也是命”或者香港暴动的好奇——毕竟前者天天在我面前出现。于是，我对《错地而行》的疑问是，当这三位写作者所面对的似乎是柏林问题、黑人问题，或者是香港问题时，这个项目的出发点是不是他们的真问题？还是说，这个出发点陷入了雷蒙·阿隆所说的“孤独臆想”[2]？

　　戈登·帕克斯 摄，《在减贫机构中的丰特纳尔一家》，纽约哈林区，1967 年

　　我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在《你的运动，我的运动》（“错地而行”首期）的第一部分，江萌分享了一次她在纽约哈林区的城市学院授课的真实经历。一位年长大她许多的黑人学生在课后大声“指责”她不应该用那种口气和他说话，“你必须尊重我！”江萌在接下来的交谈中得知，黑人学生之所以反应激烈，是因为她此前当着很多同学的面批评他上课迟到（原因是他新的临时工作与课程时间冲突，大抵有生计上的考虑），这让他觉得没面子。

　　知道原因后，江萌很快放松下来，但还是流了眼泪。“他一看到，马上软下来，开始道歉，讲笑话，临别之前给我一个拥抱。……在纽约种族冲突最强烈的哈林区，我能明白他长期为争取尊严身体带有的应激反应，他也能马上认出一个人感到委屈和不公时的样子。”江萌坦言自己很珍惜那次拥抱的身体感觉，并且不愿将这种感觉做任何简单化的处理，包括变成白描的文字，而我也确实从她的讲述中看到了那次拥抱的不可写性，以及她捕捉不可写性的独特方式。“他马上软下来，开始道歉，讲笑话……”短句赋予讲述的玲珑感本足以让着迷写作技术的我分神一阵，但我提醒自己应该更多聚焦在故事中处于描述（从学生大叫到老师流泪）和判断（学生应激反应的双面性）之间的空余地带。

　　事实上，作为读者的我并不知道那位黑人学生是如何辨认出江萌的“应激反应”中包含了感到委屈和不公的成分的，江萌自己的叙述中并未交待，我也没有类似经验，而且因为不在彼时的情景中，我甚至感觉江萌眼泪的“出场”有点儿突兀，但我想这正是写作的魅力所在：江的例子提醒我们，有时，文字的准确性体现在写作者用怎样的方式绕行那座名字叫“不可写”的神秘远山，却同时能制造一种灵氛，挑起读者对这座山的兴趣，使他们的想象共同参与到对远山形象的构建中。

　　接近年关，北京的防疫政策再次收紧，我发现让自己避免陷入到无处可去或者去无可回的尴尬境地，最好的办法就是待着别动，哪儿也别去。在将台乡的“良民”很有可能对通州人来说是不速之客，因为我们离中风险地区大山子实在是太近了。不要对自己暂时的绿码抱有想当然的信心——对“72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中的 72 小时到底指从哪一分钟开始算起正在逼疯最严谨的语文专家。

　　处在信息不完全对等的情况下，我感觉到自己也和迪迪埃，和黑人，或者和江萌一样，分辨不出哪些是对自己的歧视和恐慌，哪些是正常的表达。在“临界境况”中，仿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片儿汤话里的暴力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刺眼。“他们是在说我吗？”听到旁人的窃窃私语，我有时不禁这么想。

　　苏伟，《友谊之光》，2020 年，录像静帧

　　影像来源：录像中部分视频资料来源于YouTube Channel彭梓嘉专属频道 JP Channel

　　郝敬班，《我理解》，2020 年，录像静帧

　　《你的运动，我的运动》中有一些在街头散步时录下的场景，有自行车队组成的抗议团，有即兴的演奏，还有打砸抢后狼藉的现场……第一人称视角暗指身体的在场，晃动的镜头亦是眼睛的代换，似乎也暗示出三位创作者和人群若即若离的位置关系。他们既“在人群中”，又在人群以外。写作赋予他们之于人群的距离感。

　　如果用迪迪埃的话说，郝、江和苏的关注点并非“行动主体的观点”和“行动主体对于自身行为意义的解读”，因为那只是在充当“某种具有欺骗性的社会关系的速记员”，亦即存在但绝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帮凶；他们关注的是“我”和“你”和“他”的关系，一种主体的间性。换句话说，他们自己也卷入其中，感知街头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并通过写作来转化这些感知，**“致力于让某些个体或群体通过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进而改变他们行事的方式和身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的运动，我的运动》无疑是一次相当不错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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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美术馆（在麦当劳餐厅的旁边）外的水池水被抽干了，鸽子就住在美术馆的屋顶上。保安说这里本来有 16 只鸽子，后来跑掉几只。早晨是鸽子最多的时候。

　　我常常在写作中体验狂喜，但有时也会被不可名状的虚无感灼伤。那是一种掺杂了重复、玄谈和臆想的虚无感。每当遇到类似的情况，鲜活的经验，即我亲身之所见所闻，往往会成为解药。

　　某天，我在麦当劳餐厅吃饭，偶然看到旁边一桌是戴着棒球帽的爸爸和四五岁的女儿。父女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爸爸忽然说：“闺女你知道吗？美国的麦当劳汉堡里的酸黄瓜更大。他们的酸黄瓜就和咱们的豆腐乳似的。”女儿听后捂着嘴笑了好久，好像已经忘记刚才正在聊的课外班趣事。在疫情的阴云仍未完全消散时，这样的时刻特别美好，但同时也有一丝失落袭心，因为想到自己大概永远也写不出这样的比喻：酸黄瓜等于豆腐乳。实在太妙了！

　　而在不久之前，还有个老太太在点餐柜台和店员吵架，大致如下：

　　“我十几岁就当护士。干什么？就是给人端屎倒尿！你以为？你凭什么？”

　　“我马上给您做……”

　　“你怎么这么牛？我十几岁就当护士了。”

　　“您点的什么？”

　　“我是护士！”

　　天呐！正因为我在写作时总是太操心合理性了，以至于我永远写不出如此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现在的我开始把这种“写不出”理解为我的限制。除了奇巧和荒诞，像这样的对话里有一种可贵的身心真实。说到底，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难以估量且仍在扩张的经验之网中，以写作的方式来理解和改变自己以及所生活的世界。

　　注释：

　　1.临界境况（boundary sitituation），是卡尔·雅斯贝尔斯率先使用的概念，意指死亡、斗争、痛苦等，“这些境况是我们无法逃避或改变的境况。除了惊异和怀疑，对这些境况的意识是哲学的最深邃的根源。”此处，我参考了彼得·沃森对“临界境况”的使用方法。在《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中，沃森提到，“临界境况”要求“人们在危机四伏的处境中做出根本的决定”。那么在2020年，这种根本的决定就是要健康，还是要自由。与“临界境况”相关的是孙歌在《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中转引冲绳评论家和运动知识分子仲里效的概念“临界状态”。“‘3·11’日本大地震以及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临界状态已经成为东部日本人的一种‘生活常态’——他们随时可能从‘正常的生活’中被若如核污染所带来的非正常状态，因而东部日本人不得不小心谨慎地选择食物，改变生活方式，以尽量减轻受害的程度。”显而易见，仲里效的“临界状态”几乎可以原样代换到疫情时代的全球语境中。引文参见：孙歌，“冲绳：在临界状态中生活”，《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5月，第43页。

　　2.雷蒙·阿隆用“孤独臆想”这个词形容那些从单一向度考虑社会现实问题，而不顾及前后影响的左派人士。在这里，我挪用阿隆的说法来描述在艺术世界比较常见的那些宣称关注现实，实则因为将问题单一化而最终远离现实的创作者。参见：[法]雷蒙·阿隆，吕一民、顾杭 译，《知识分子的鸦片》，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