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不醉人！_风闻

    ——献给2021的新春

    饭饱还需酒足，这是形容生活的某种富足和美好。然而，一旦过上酒足的生活，人难免不会沉醉于其中。

    总之，醉了以后，人似乎不再属于原来的那个世界；酒醒时分，便是梦醒时分，明天如故，酒到底何益？

    特别能奋斗的大清康熙帝曾答曰：“酒乃无益之物”。

    真若无益，人要酒何用？

    酒是伴着人类文明的脚步而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为独特的酒文化，堪称人类文化宝库里的一朵奇葩。

    何时开始酿酒，如今难以确知。西汉古文献《淮南子》中记载 : “ 清醠之美 , 始于耒耜 。”这样说，也等于没说，酿酒当然始于农业产粮。

    上溯远古文明遗留的记录，可依稀瞥见酒的芳踪，在两千八百年前的乐歌大集——《诗经》中，青铜酒杯频频举起。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丞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这是《周颂·丰年》里的两句，道出酒的用途，在粮食丰收之年，有更多的谷物可用于酿制美酒，用酒便可更加隆重地祭祀祖先神灵，祈求保佑并赐福。

    《诗经》是以戴着面具的巫师之口献给周与商祖庙神灵的乐歌，酒作为敬奉给神的甘露，高高在上。

    酒诞生之初，应该是禁止人们饮用的，就连祭祀所用承酒器的案桌也成为了人与神之间天然的界线。禁地之禁，最初的意思便是承酒器的案。以酒器之案为界，案的一边是通神的祭者，献上诗舞和酒食，案的另一边有祖灵诸神在观赏，在享用，当然是人所不能出入的禁地。

    有资格醉酒者，唯有神灵。

    能醉神灵，就能博得神灵的满意。神灵满意，才会赐福于人。就像《周颂·清庙之什·执竞》一篇最后两句所说的那样：“既醉既饱，福禄来反”。周武王神灵醉又饱，保佑子孙后代福禄绵绵长。

    所谓一醉方休，原来说的就是，只有等到神灵一醉，活动才能告以休止。否则，不能停。

    《诗经》有《三颂》（周颂、商颂、鲁颂）以及《雅》、《国风》三个部分组成。其中，言及“酒”最多是在《雅》。

   《雅》又分《大雅》和《小雅》，“雅”为“夏”的假借字，“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雅》的百余篇几乎都是假面歌舞剧诗，酒的出现也大都是作为贡品，旨意请神享用。

    总而言之，《雅》是为了在宗庙或神社等地祭祀所作的诗歌，后来人将其融入宫廷音乐时忽视了它的起源。与此同时，酒也纵身跃下神坛，大摇大摆地走进大雅之堂，从由神专享摇身一变为仅仅是请神先享。

    或许，饮酒被视作雅事更早地就发生了。

    殷商为西周所灭。后世总结了这场惨痛教训，一致意见是，殷纣王沉迷于酒色，德不配位，遭此灾殃。

    纣王的庶兄中有一位圣人，名曰微子。据说，自称殷人之后的孔子特别尊敬这位先贤。当周王的联合部队从西边的黄河上游一直攻入河之下游的殷商都城，周王也谦恭地向微子讨教治国学问。

    微子也检讨了纣王的诸多过失。《微子》说：“纣溺于酒。”值得注意的是，《微子》的表述没有直白纣王好色。后世学者评价说，《微子》讲纣王过失，除嗜酒外，其他事与其说是王之过，不如说是殷人之过。

    因为《微子》紧接着这样说道：“且殷人无论大小皆盗，无不喜欢做恶事之人。官吏亦仿做恶事，不捕罪人。小民互争，不听年长和自来在位之人所言。人皆盗神之牺牲，彼此敌视。”

    “人皆盗神之牺牲”，意思是人们盗食献祭给神灵的牛羊，也肆无忌惮地盗饮敬奉给神的酒。神已失敬，鬼敲门也不再管用。当时的民情社会大抵如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酒，神喝得，自然人也喝得。

    殷的覆灭，是周的前车之鉴。于酒之事，西周可能是第一个颁布禁酒令的朝代。与此同时，郑重其事地设置掌管制酒的官职——酒正。

    《周礼·天官下》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辨三酒之物”。

    概括来讲，酒正之职重在与酒相关的礼法，而非如后人简单的以为因粮禁酒。祭祀酿酒的确需耗费大量粮食，但酒正首要职责确是为了端正酒风。

    真正出于节粮而禁酒的可能是从雄才伟略的汉武帝才开始的。

    汉武帝时，宰相桑弘羊提出榷酤政策，由国家进行酿酒与售卖。这是国家为了加强粮食使用而采取的有力管控手段。

    虽然汉代酒的度数还不高，普通人可饮数升而不醉。但如果一次又一次地饮酒数升，等于一次次喝掉数斤粮食。

    《汉书·食货志》记载:“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国家希望打压商品经济，防止民众只顾酿酒从商，不顾农耕，使得国家粮食减少，而难以应对灾荒饥年。

    然而，两汉数百年，天灾人祸，不堪其忧。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这首千古绝唱的唱作者乃是乱世之奸雄的曹操，不过这样的鬼话曹操自己是根本不信的。曹操因年饥兵兴，挟天子以令诸侯，又因粮草短缺而推行禁酒。此等出尔反尔之举当然不得人心，“头号刺头”孔融立马上疏表示反对。

    有意思的是，此时的孔融全然没有当年“让梨”的风度，作为孔子的二十世孙的他或许仍心怀让天下人都能喝上酒的美好理想，当他递上奏疏言道:“夫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先千锺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

    孔融的下场可以想见，被罢免了。古今多少事，可付酒坛中。

    曹操刚去见了他的偶像周公，纵酒放诞的人间情趣结团成伙，其中有个大名鼎鼎的团伙叫“竹林七贤”，实际可能不止七人，代表有七，嵇康是他们的带头大哥。他的一曲《广陵散》在沉重的酒气中湮灭而成为绝响。

    七贤代表中有一位被后人尊为“醉侯”，叫刘伶，实际是做过几年的一位基层干部。有一天，刘伶又喝得烂醉如泥，脱光衣服耍酒疯，责问上门前来办事的人，为何要跑到他的裤裆里来。因酒误事多了，也终被免职。

    或许，刘伶的错也不完全在他，那个时代的风气就是如此。寒门出身，做雅事也是俗，喝酒易成纵酒，“曲水流觞”那样的佳话美名是门阀贵族的专有名词。

    这样的佳话是李白的向往。

    李白斗酒诗百篇。这个时代，已经有兰陵美酒这般酒精度数较高的蒸馏酒，浓缩的精华其致幻的效用也倍增。

    幻觉是诗性的摇篮，诗又是盛世最佳的泡酒材料。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泡的酒喝到头是杯苦酒。

    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酒不醉人人自醉，李白疑似大醉，甩出一只靴子，他的好日子就此结束。

    李白举杯，凝望明月，低头恍惚，然后追逐江底里的那一弯冷月而去。

    月光再冷，也比李白身上的酒热。

    与李白一起陨落的，还有那盛唐的繁华烟云。

    稍后的安史大乱平定，国家财政却崩溃了。无处收税之时，朝廷发现酒税可图。于是，由全面禁酒，改为官方专营酒业。美其名曰，以资贴补军用。

    李唐的酒肉养肥了割据一方的豪强，宋朝引以为戒。赵宋的缔造者做得出“杯酒释兵权”，当然也绝不会再遮掩以禁酒之名所行的敛财之实。

    一言以蔽之，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禁酒是禁止民间私售私酿之酒，因为民间酿制的酒销量高，会导致官酿的酒销路被断。为了保护这个能养兵供政的产业，宋朝不惜大肆禁止民间酿酒。

    但奇怪的是，世事常与愿违。随着官酿技术突飞猛进，酒税成为了北宋朝廷的一大财源，酒却始终没能壮起这个王朝的胆气收复北方燕云十六州的失地。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对手屡屡饮酒过度而人亡政息，但宋朝也始终没能趁势雄起。

    徽宗时期，与宋接壤的契丹辽国被女真金国所灭，金国取代辽而进驻其国都燕京，即今天的北京。不久，骁勇善战的金国太祖暴毙，在位仅九年。原因据说是，过惯“野蛮人”的酋长生活，突然进入都市，沉湎于酒色，损害了健康，所以早死。

    继位者是金太宗，在他这一任，结果把一个大好的北宋勾兑成了一个南蛮的南宋。

（清明上河图之局部截图）

    同样是出身于“野蛮人”的一代天骄成吉思可汗，他成功戒酒，也成功打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帝国。

    天可汗真的是个例外，蒙古的可汗们因饮酒而早逝的却有好几个人。后世有历史学家如是评说这段历史：“像蒙古人这样的文化程度低的人不善饮酒。”

    不善饮酒，巧合是不善治理天下的征兆。为此，耶律楚材曾劝元太宗戒酒。耶律楚材劝诫的办法很独特，他让太宗看被酒腐蚀的金杓，说道：金制的杓都被酒腐蚀，何况人的肉体之躯。

    太宗还是比较重视耶律楚材的意见，但终没能彻底坚持戒酒。耶律楚材本人酒量很大，虽然劝说太宗少喝酒，但自己又只得陪着喝，而且时常醉到被人抬回家。

    这就难怪了，元朝的禁酒举措贯穿始终，但元史经常会同时出现“禁酿”和“岁饥”两个词。

    至此，足以证明，靠禁酒，也是解决不了肚皮问题的。

    明太祖朱元璋显然汲取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他创新的禁酒之法绝对令时人耳目一新，直接禁种糯米。这招无异于釜底抽薪，从酿酒的源头开始禁，规定农民只能多种其它谷物 , 以此充实粮仓。

    太祖用心良苦，但继任者怀有别的心思。外加朝廷对地方逐渐失去强力控制，到后来，禁酒举措日益被忽视，民间私酿一发泛滥而不可收拾。据史载，明朝中期，仅淮安一府一年消耗的造酒曲的小麦就高达百万石之巨。

    看来，前车之鉴，未必能成为后事之师，尤其是酒。

    大清朝依旧不遗余力地开展禁酒。正式的禁酒令于康熙二十四年签发，据说，康熙帝有感于民间大肆酿酒造成粮食浪费，为此，他发出了震烁古今之言：酒乃无益之物。

    这样重要的话，每逢歉收时节，康熙帝总要重复三遍。

    康熙禁了，乾隆再禁。乾隆没有其父辈那样的深谋远虑，偏爱任性“一刀切”，藏不住好大喜功的秉性。

    乾隆元年，始禁北方五省民间酿酒。乾隆想，与其在饥荒时禁，不如禁于未饥之前。如禁酒 ，北方五省一年可多千万余石米谷。这样看来禁酒有利无弊 。乾隆又进一步想，此五省应永远禁酿。

    很快，大臣纷纷上疏反对“永禁”。其中有个叫孙嘉淦的省部级大官提出合理化的变通建议，丰年应解禁，允许百姓酿酒而售。

    别的大臣针对反对而站出来反对，极力拥护伟大而正确的禁酿裕粮的国政方针。乾隆二年开始，禁酒禁曲之风刮遍了全国各地，无论此年是丰是歉。

    研究历史的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乾隆二年十月至咸丰三年六月，是清朝禁酒禁曲最全面、最严格的时期。

    在当时全国较大的踩曲之地河南，当地巡抚尹会较早倡禁，制曲业几近破产。在江苏，巡抚杨永斌下令将制酒工具一并销毁，以绝后患。

    孙嘉淦冒死再谏，请求废止禁令。这次，各地巡抚一反常态，谨慎圆滑，一边表示拥护禁酒令，另一边却主张严禁踩曲盈利，但普通家庭可自用自踩。

    加强一个声音后，乾隆重申厉行禁酒，孙嘉淦则遭贬斥。

    大清朝持续了160多年的禁酒禁曲终因咸丰年间的财政危机而被废除。日后虽还有人不断重提禁酒，但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直到民国，差不多每隔十年一次反复，禁来解去，徒生波折。

    禁者国法，饮者人情，朋友来了有好酒。

    天要下雨，人要醉酒，全都随他们去吧。

（家藏珍酿待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