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飞：江西清江盆地商代诸遗存兴起背景探讨_风闻

摘要：具有二里岗文化背景的“吴城集团”在“白家庄期崩溃”后进入清江盆地并逐渐地方化。“牛城集团”是随后兴起于赣江东岸的另一政治实体，在器用选择上与“吴城集团”差异显著。“牛城集团”的出现受到了安徽江淮、皖南地区商文化的影响，并通过南北交通线受到了来自商文化的持续影响，至少持续至殷墟文化第二期。

　　江西樟树市（原清江县）吴城遗址、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和牛城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商代晚期的江西清江盆地存在发达的青铜文明。本文拟对清江盆地商代诸遗存的文化因素来源展开论述，尝试勾勒清江盆地与商文化核心区之间可能存在的交流路径，从而对清江盆地商代诸遗存的兴起背景进行探讨。

　一、清江盆地商代诸遗存的文化来源

　　在清江盆地，吴城文化第一期遗存仅发现于吴城遗址的第Ⅱ区和第Ⅳ区。以1974秋T7第⑥层和第⑤层为典型单位，分别代表了吴城文化第一期的偏早阶段和偏晚阶段（图一）。

　　商文化在二里冈下层时期即已到达赣北，但长期止步于德安石灰山、陈家墩一线，并未溯赣江而上进入江西腹地的清江盆地。吴城文化第一期的陶鬲为商文化早商期第三段第Ⅵ组典型特征，但由于束颈特征已不显著，可知吴城文化第一期的年代上限为第Ⅵ组偏晚阶段。吴城文化第一期的深腹罐、假腹豆、深腹盆等均与二里冈文化典型器物形制相似。厚胎红陶缸是盘龙城类型最常见的器型，亦常见于郑州商城（如二里冈下层C1H9），是二里冈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清江盆地的吴城文化第一期遗存以二里冈文化因素为主，正如发掘者所言“吴城一期早段文化来源应是中原商文化的一支”。甗形器、盘形豆等为本地文化因素，在赣北的德安石灰山等遗址年代更早的遗存中与商式器物共出，可知清江盆地的吴城文化第一期遗存来自赣北。

　　在清江盆地，吴城文化第二期遗存相比吴城文化第一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为陶器形制的地方化（图二）。吴城文化第一期的陶鬲体形巨大，至吴城文化第二、三期明显变小，受万年类型影响的甗形器也成为了重要的炊器。陶鬲形制也由近似商式鬲转变为吴城文化典型形制，出现鲜明的高束颈特征。不惟陶鬲，吴城文化典型形制的深腹盆、浅腹盆和中柱盆等均可在商文化中找到祖型，也同样出现了明显的地方化特征。

　　二里岗文化的陶鬲以分裆鬲为主，却不乏联裆鬲的存在。尽管裆部系联裆制法，商式联裆鬲的整体风格仍然保持商文化特征，尤以素面锥足为最典型特征。郑州商城发现有二里岗下层和二里岗上层时期的商式联裆鬲，偃师商城、望京楼商城和垣曲商城等地皆出有商式联裆鬲。东南地区原本并非鬲文化分布地域，联裆鬲应是随商文化的南下传播至长江流域。湖北黄梅与江西九江隔江相望，黄梅意生寺的商文化遗存所出陶鬲“多作弧裆锥足而分裆少见”，出有数量较多的商式联裆鬲。九江神墩所出陶鬲85J1:30表明商式联裆鬲至迟在第Ⅶ组已到达赣北，与之大体同时或略晚，清江盆地开始流行联裆鬲。

　　至吴城文化第二、三期，吴城遗址既有分裆鬲也有联裆鬲，牛城兴起于吴城文化第二期，以联裆鬲为主，基本不见分裆鬲，大洋洲墓也仅出联裆鬲。联裆鬲的“异军突起”以及对分裆鬲的取舍可能反映了不同人群的观念差异，使用联裆鬲的牛城、大洋洲墓（两者均位于赣江东岸且距离较近）可能与吴城遗址代表了不同的人群。

二、清江盆地铜器群与殷墟文化的关联

　　湖北黄陂盘龙城内的宫殿F1、F2废弃于第Ⅵ组偏晚阶段，此后的聚落中心转移至城北的杨家湾，以杨家湾F4及PYWM11、PYWM13、PYWM17为代表，年代可晚至第Ⅶ组。盘龙城内打破西墙的89HP-CYM1也是该遗址年代最晚的铜器墓之一，所出铜鼎89HPCYM1:6浅直腹、下腹圆折、空心锥足外撇、腹部饰白家庄期风格兽面纹等特征与河南郑州北二七路M1所出铜鼎M1:3相似，该墓也是郑州地区年代最晚的二里岗文化铜器墓之一。以往关于北二七路M1 的年代看法并不一致，有二里岗上层、二里岗上层一期、白家庄期 、白家庄期晚段等多种观点，盘龙城 89HPCYM1 被归为盘龙城七期， 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晚段。由于北二七路 M1 和盘龙城 89HPCYM1均未出软陶容器，仅凭铜容器风格判断年代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偏差。河北藁城台西H132 所出仿铜陶鼎H132:15 与北二七路 M1:3、盘龙城 89HPCYM1:6 形制几乎完全相同， 共出陶器为第Ⅶ组典型特征 （图五）。由于北二七路 M1 和盘龙城 89HPCYM1均属二里冈文化中年代最晚的铜器墓，可知郑州商城和盘龙城二里冈文化铜器群的年代下限可延续至第Ⅶ组。

　　安阳三家庄窖藏曾出有2件与北二七路M1:3、盘龙城89HPCYM1:6形制接近的锥足圆鼎G1:1、G1:2，底部仍有Y形范线，但腹部更浅，下腹部不再圆折，锥足更高且较竖直，腹部所饰兽面纹接近殷墟文化早期风格。根据圆鼎自二里岗文化向殷墟文化由深腹变为浅腹的规律，三家庄窖藏所出锥足圆鼎G1:1、G1:2的年代略晚于北二七路M1:3、盘龙城89HP-CYM1:6。与之对应，台西也出有形制相同的仿铜陶鼎T6:12（图五）。三家庄窖藏所出锥足圆鼎G1:1、G1:2仍然保持耳足四点配列式特征，年代晚不到以三家庄东M3为代表的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组）。据此推知，三家庄窖藏所出锥足圆鼎G1:1、G1:2的年代为第Ⅶ组偏晚阶段。

　　三家庄窖藏中还出有年代更晚的铜鼎（图六）。二里冈文化晚期至殷墟文化早期流行一种腹部饰2~3条弦纹的圆鼎，变化规律是由深腹变为浅腹。三家庄窖藏所出弦纹圆鼎G1:8介于深腹和浅腹之间，特征与台西M22:4相似，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组）。与弦纹圆鼎G1:8时代特征相近的还有一件柱足扉棱圆鼎G1:7，柱足中留有泥芯，底部三柱足间已使用三角形底范。尽管分属不同型，但介于深腹与浅腹之间、敛口、鼓腹、下腹圆折、底部下凸及耳足五点配列式等特征都表明两者的时代特征相同，年代也属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组）。

　　前已述及，郑州商城和盘龙城年代最晚的二里岗文化铜器墓属于第Ⅶ组偏早阶段，以北二七路M1和盘龙城89HPCYM1为代表。三家庄窖藏所出圆鼎既有第Ⅶ组偏晚阶段者（如G1:1、G1:2），也有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组）者（如G1:7、G1:8）。此外，三家庄窖藏所出铜斝G1:6腹部微下鼓，足截面呈T字形，铜甗G1:5的形制特征尽管与二里岗下层时期陶甗相似，但双耳与三足呈五点配列式，均为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组）特征。三家庄窖藏基本代表了二里岗文化终结之后年代最早的铜器群面貌，也即殷墟文化年代最早的铜器群面貌。中稜水库铜器群未见二里岗文化的影响，却与属于殷墟文化的三家庄窖藏铜器群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对于中稜水库铜器群和三家庄窖藏铜器群之间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赣江东岸中稜水库、大洋洲墓铜器群的出现背景。

　　牛城遗址附近的中稜水库曾发现一座“西周”铜器墓，但李朝远先生随后撰文指出中稜水库所出柱足扉棱圆鼎与三家庄窖藏所出者相似，年代应属商代而非西周。相比三家庄窖藏所出者，中稜鼎仍然保留相对落后的槽耳（图七），属于南方青铜器常见的滞后现象。中稜鼎经测试含铜量为98.87%（洛阳725研究所化学室）、96.47%（江西有色冶炼加工场中心试验室），器表可见浇铸留下的气孔，所饰兽面纹出现一定程度的“走样”。樟树市博物馆藏中稜水库小圆鼎的底部仍有Y形范线，器表可见浇铸留下的气孔，“皮壳”与中稜水库所出柱足扉棱圆鼎相同，上腹和下腹各饰二道弦纹，弦纹之间每面饰3个长方形凸起。中稜水库小圆鼎的浅腹特征与台西M79:1相似（图七），后者的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二期第2组（第Ⅸ组），故可知中稜水库铜器群的年代下限已进入殷墟文化第二期。

　　大洋洲墓的年代大体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略晚于中稜水库铜器群。三家庄窖藏铜器群对中稜水库铜器群的影响持续到大洋洲墓铜器群（图七）。

　　圆鼎在大洋洲墓铜器群中占有重要地位。XDM:1槽耳、垂腹、平底、柱足饰纵向扉棱兽面、耳足五点配列式等特征与中稜水库一、二号鼎相似，但上腹部所饰六组兽面纹为较晚特征。XDM:2槽耳、垂腹、圜底、上腹部和足部饰扉棱兽面、耳足五点配列式等特征与中稜水库三号鼎相似。圆鼎XDM:5浅腹、高锥足竖直、空心锥足的特征与三家庄窖藏G1:1、G1:2相似，但XDM:5腹部更浅，属于三家庄窖藏铜器群的后续影响。

　　大洋洲墓所出扁足鼎的数量也较多。除深腹特征的XDM:26外，其余扁足鼎的浅腹特征均与三家庄窖藏G1:1、G1:2相似，主要受到了来自三家庄窖藏铜器群的影响。例外的XDM:26与北二七路M1:3、盘龙城89HPCYM1:6的深腹特征相似，鼎耳立鸟的形象与XDM:14、XDM:15、XDM:16、XDM:17、XDM:18、XDM:19、XDM:20鼎耳伏虎的形象差异显著，可能具有不同的文化来源。

　　大洋洲墓还出有时代特征明显晚于三家庄窖藏的铜器。如满花作风的铜壶XDM:46、铜卣XDM:47与小屯YM238:R2074、YM331:R2066相似（图八），后者的年代均为殷墟文化第二期。可见，除三家庄窖藏铜器群的后续影响外，大洋洲墓铜器群仍然持续受到来自殷墟文化的影响。

　　此外，樟树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出自新干的铜圆鼎（图八：5），表面留有铸造留下的气孔，“皮壳”也与中稜水库铜器群近似，底部有Y形范线，腹部饰“滞后”的变体白家庄期风格兽面纹，表明其可能系本地铸造。此鼎的耳足五点配列式、介于深腹和浅腹之间、柱足上粗下细等特征与武官M1:3（图八：6）相似，年代不早于殷墟文化第二期第2组（第Ⅸ组）。器物风格的持续跟进表明清江盆地直至殷墟文化第二期仍然与商文化保持着密切联系。

三、清江盆地与商文化核心区的交流路径

　　“白家庄期崩溃”后，鄂东南兴起以阳新大路铺为代表的土著文化，赣西北以瑞昌檀树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尽管仍然保持一定的商文化特征，但陶器群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地方化特点。清江盆地顺赣江而下至赣北，除经上述路径与中原地区保持联系外，还可通过皖江地区经江淮地区与中原地区保持联系。彭泽团山地处赣鄱流域通往皖南铜陵的交通要道上，该遗址吴城文化第二期遗存的发现表明，清江盆地与皖江地区确实存在文化上的联系。

　　自彭泽团山顺江而下可至安徽铜陵。铜陵师姑墩的T37第⑨层出有商式分裆鬲T37⑨:10和联裆鬲T37⑨:5（图九），素面实足根表明其商文化性质，陶色也近似于中原地区的商式鬲。师姑墩所出商式鬲具有高束颈特征，与湖熟文化和吴城文化陶鬲的高束颈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根据厚胎及高裆特征可知其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组）。铜陵似乎是吴城文化第一、二期之际连接江淮地区商文化、清江盆地吴城文化以及宁镇地区湖熟文化的交通枢纽。

　　铜陵的重要性还体现在铜器群方面。铜陵童墩出有第Ⅶ组的铜爵和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组）的铜斝，器物风格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安徽江淮地区另外2处出土青铜器的地点——肥西馆驿和阜南朱砦（图一〇）。肥西与阜南的两批青铜器属于南方青铜器中风格最接近中原者，但又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组）或略晚。此阶段江淮地区的陶器群面貌尽管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但仍属于较为典型的商文化。阜南、肥西和铜陵的考古材料表明，商王朝仍然把持着通往南方地区交通线路上的若干重要据点。

　　阜南以北的河南柘城孟庄发现的商文化遗存与豫北冀南地区商文化遗存的面貌几乎完全相同。柘城孟庄发现有二里岗文化晚期至殷墟文化早期遗存，第Ⅶ组遗存以H7、H23为代表，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组）遗存以H22和M5为代表，与藁城台西、安阳洹北等地的陶器群面貌几乎完全相同（图一一）。

　　柘城心闷寺（即柘城孟庄）还发现有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组）的铜鼎、斝、觚（可能出自墓葬），时代风格与藁城台西M22、安阳三家庄东M3相同（图一二）。

　　藁城台西和柘城孟庄（心闷寺）分别位于商王朝统治中心的北部和东南部，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组）大体相当于商王盘庚、小辛、小乙在位时期，商王朝的都邑已迁至安阳洹北商城，文化面貌的高度相似表明柘城孟庄可能属于商王朝“直辖”的一处据点。

　　根据现有材料可简要勾勒出中原地区与清江盆地在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组）时保持联系的交通路线（图一三）。自“直辖”的柘城孟庄（心闷寺）经阜南、肥西和铜陵等相对“自治”的外围据点到达长江南岸，溯江而上至彭泽团山与吴城文化发生接触，经赣北进入清江盆地。此路线有可能持续至殷墟文化第二期。

　　交通线以外，尚有另一批铜器需要重点讨论。江苏连云港大村于1960年出土6件“具有西周晚期作风”的铜器，在随后的发掘中也出有4件铜鼎和3件铜甗，“从铜器出土地周围现象和铜器制作风格来看，可能是西周墓葬”。中稜水库铜器群的发掘者在发现之初便已认识到“铜鼎形制与1957年我省东乡以及江苏新海连市大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铜鼎很相似”，与中稜水库铜器群的情况相同，这批铜器的年代应为商代而非西周（图一四）。尽管与江西新干相距甚远，连云港大村所出4件铜鼎与中稜水库一、二、三号鼎均为三家庄窖藏所出柱足扉棱圆鼎G1:7的“翻版”。李朝远先生曾指出中稜水库“四号鼎”实为铜甗，在大村同样发现3件铜甗，宽方唇上翻的特征均为殷墟文化早期铜甗的典型特征。

　　郭宝钧先生曾指出商文化铜器群“饮酒器爵、觚、斝的联用共出，是突出的现象。……殷代器群器物的组合，是‘重酒的组合’”。阜南、肥西和铜陵铜器群的器类以觚、爵、斝等酒器为主，尽管在风格上表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但均保持了商文化铜器群“重酒”的特质。如果说柘城孟庄（心闷寺）代表了商王朝相对“直辖”的青铜文化，阜南、肥西和铜陵代表了相对“自治”的青铜文化，大村和中稜水库铜器群处于相对“自治”的青铜文化边际之外，在铜器风格上模仿商文化，在器类组合上具有明显的选择性，突出表现为对铜鼎（特别是柱足扉棱圆鼎）、甗等食器的重视，缺乏商文化铜器群特质的铜斝、爵、觚等酒器，呈现出“重食不重酒”的鲜明地方特色。相比阜南、肥西和铜陵铜器群，大村和中稜水库铜器群与商王朝的关系更加疏远，受到的可能是商文化经由江淮地区带来的间接影响。

　　大洋洲墓所出铜鼎数量较多，却缺乏商文化特质的铜斝、爵、觚等酒器，继承了中稜水库铜器群以来的传统，仍然呈现出“重食不重酒”的鲜明地方特征。中稜水库及大洋洲墓铜器群以外，赣东的东乡县曾发现柱足扉棱圆鼎，赣东北的都昌县曾发现殷墟文化第二期特征的铜甗（图一五），这表明对于铜鼎、甗等食器的重视并非仅局限于牛城附近，赣江东岸相当大的区域可能都享有共同的器用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稜水库和大洋洲墓铜器群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对应的居址遗存很有可能就是牛城遗址）与吴城遗址之间的关系便需要重新考量。牛城和大洋洲墓仅见联裆陶鬲，中稜水库和大洋洲墓铜器群重视铜鼎、甗等食器组合，三处遗存均位于赣江东岸的邻近区域，或可称为“牛城集团”。从东乡鼎和都昌甗的散播情况看，“牛城集团”可能占据了赣江东岸相当大的一片区域。

　　吴城遗址位于赣江西岸，目前仅出有3件商代铜礼器，其中1件器盖，2件斝（图一六）。器盖1974QSW（采）:33应是模仿吴城文化陶器盖而来。铜斝1974QSW（采）:32的“皮壳”和高伞状柱帽与阜南、肥西所出者相似，或为江淮地区输入，根据形制和纹饰特征可知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组）。铜斝1973QSW（正）M3:5足腔与腹部相连、蕈状柱帽等均属较早的时代特征，腹部所饰兽面除眼睛外，其余均以卷云纹组成，显然属于地方风格产品，发掘者将其年代定为“殷墟一期（吴城二期早段）”。邹衡先生曾指出铜斝是商文化酒器群的核心器物之一，“觚、爵、盉与觚、爵、斝这两种不同的组合，应该是代表了夏、商两种文化不同的礼俗”。在“牛城集团”的中稜水库和大洋洲墓铜器群中不见踪迹的铜斝却屡见于吴城遗址，似乎也表明两大集团的社会上层在礼制层面具有迥异的器用选择。

　　清江盆地商代诸遗存具有复杂的兴起背景。“白家庄期崩溃”导致二里冈文化背景的“吴城集团”进入清江盆地。“牛城集团”随后兴起于赣江东岸，在殷墟文化第一、二期持续受到来自江淮、皖南等地的影响，并与商王朝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不同的文化来源使得两大集团在器用选择上呈现显著差异，“牛城集团”的兴起或许是吴城遗址在吴城文化第二期修筑城墙的直接原因。“吴城集团”和“牛城集团”的兴起背景对于深入理解清江盆地商代青铜文化格局及其变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