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改革不能照抄照搬也不能脱离规律_风闻

　　贺一诚在竞选行政长官时，在其竞选政纲及在回应选委会委员的提询过程中，都表明将会进行行政架构改革，将一些职能重迭或近似的机构合并，及若干局级单位的上级隶属关系进行调整。而在《二零二一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也提出在今年内，将继续重整公共部门架构，促进简政放权，完善管理制度。与此同时，也透过各种方式，说明若干机构的重组或合并的构思，并据此拟制相关的行政法规，经行政会通过并刊登特区公报后付诸实施。昨日，就是一大波的落实，多个合并后的新机构的负责人宣誓就职，包括由教育暨青年局与高等教育局合并后的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政府总部辅助部门与礼宾公关外事办公室合并后的政府总部事务局，经济局与科技基金合并为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等。另外，旅游危机处理办公室重返旅游局，而旅游局则以往属于社会文化范畴转入经济财政范畴。

　　  与上述是以合并为主的机构重组不同的是，正在由立法会进行细则性审议的《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法案，则建议将卫生局属下的药物事务厅析出，脱离卫生局后新增药监局，独立于卫生局。据说这是基于医药分家的管理模式，以有利监管及未来中医药产业化，政府参考国家架构及听取专业意见作出的决定。

「精兵简政」，这是「延安精神」之一。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企图把中共中央会边区困死。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广大参议员围绕如何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展开热烈讨论。大家群策群力、各抒己见，并就军事、政治、财经、文教等各方面提出了大量提案和建议。开明绅士李鼎铭在这次会议上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先后提出了好几条提案，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是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了党内外的广泛支持。一九四四年九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多次以「精兵简政」为指导原则，进行党政机构的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了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等的论述和规定。

    其实，在此之前，贺一诚作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参与审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请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也是以「精兵简政」的精神，重点围绕五大职能开展政府职能整合与归幷：紧紧围绕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进行机构整合，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紧紧围绕市场监管职能整合，进行职能机构调整，强化党中央有关机构的职能，加强政府有关监管部门的职能，大力深化行政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紧紧围绕社会管理职能整合，优化党中央、国务院机构设置﹔紧紧围绕加强公共服务职能，调整优化相关机构﹔紧紧围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职能，组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有关机构。

     因此可以说，贺一诚的有关行政架构改革。受此影响甚深。因而有心参考借鉴之，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理顺各政府机构间关系，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以提高行政效率。其中的理顺各政府机构间的关系，既包括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纵向关系，也包括不同政府部门间的横向关系。理顺政府间关系的核心是职责权限的划分，其要求是职责分明、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协调统一。

但由于「一国两制」的差异，却又不能照抄照搬内地的经验。实际上，如在澳门特区实行「精兵简政」，由于受基本法规限，实位公务员的任用资格受到保护，因而「精兵」不容易，除非是自然减员如退休、辞职以至病故等，而「简政」则可完全掌握主导权。

  　  平情而论，澳门特区政府的行政结构，充份体现了大陆法系的的特色，较为系统完整及清晰，如同内地地方政府的行政架构设置那样，充满单一制的特色，是较为合理的配置，比香港特区那种较多层次的垂直关系，更容易调整。现在要「动手术」的，是局级单位中职能重迭或相近的问题，还有以基金会代行行政部门职能的问题。由于贺一诚曾经长期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因而对内地的行政架构及行政改革较为熟悉，因而特区政府这轮行政改革，就有着内地行政改革的影子。比如，教青局与高教局的合并就是如此，内地就曾有一段时间，是分别有教育部与高等教育部之设的，后来合并为教育部，又改革为国家教育委员会。

　　   但其实又不尽然，如旅游局改为划归经济财政范畴，就与国家层面的隶属关系有异。实际上，在经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国家旅游局合并进文化部，成为新的文化和旅游部，理由是旅游景点很多是文化项目。现在澳门特区的理由是旅游局的效益是经济，与博监局是一对孖生姐妹（在澳门语境中，旅游娱乐业几乎是同一回事）。这就显得各有各的道理，国情和区情并不完全相同。

      澳门特区基于医药分家的管理模式，有利监管及未来中医药产业化，为《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立法，成立药监局，据说也参考了国家架构及听取专业意见。实际上，现在在国务院就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之设。不过，此机构正如其名，除了监管药品之外，也监管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的安全。这一点，与美国的行政监管体制有点相似。但澳门药监局的职能不包括食品安全，此职能仍然由市政署承担。因此，这也是既有参考借鉴又没有照抄照搬，而是根据客观规律及澳门特区的实际情况而定夺。当然，各有长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其实，机构改革还有较大的潜力可挖。比如，现有的几家公办大学，就有调整的需要。理工学院应可以升格为大学，并严格按照其「理工」的定位，主攻数理化及工程等科系，将其社会科学的科系析出移交给综合性的澳门大学。现在，理工学院已经难以精准匹配其「理工」的称谓，尤其是在基础科学的教学科研方面。就连民办的澳门科技大学，都拿到了几个高精尖的科技项目，与中国科学院的相关研究所合设尖端的国家级科学实验室，理工学院却付诸厥如。可能是除了师资方面有所缺失之外，也于其「学院」之称不够「大学」「吃香」有关。毕竟，那是国家相关部门配合，当然是钟情于「大学」，而弃选「学院」。既然如此，就应进一步加强其师资建设，甚至聘请两院「院士」任教，哪怕是客座教授，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理工」科的高等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