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辨川普、拜登之异同， 不妨看看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之嬗变_风闻

施龙德（《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著作者）

特朗普失意而去，拜登登堂入室。中美之间在过去四年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形成的紧张气氛随之变为沉沉雾霾，混沌不清，暂无风雨也无晴。人们的猜测议论也从特朗普政府在“末日疯狂”中还会对中国使出什么样的极端手段，转向拜登政府将会对华持什么样的态度，采取怎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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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者对拜登政府充满期待，心存幻想，认为理性终将回归，中美关系迎来转机；悲观者则认为，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并不会好到哪儿去，美国依然会在各方面刁难、为难中国，中美在各个领域的恶斗与争吵会再加码，中美关系仍将每况愈下。对于拜登政府，中国政府当然会有一个听其言、观其行的过程，策略上也会有所变、有所不变。作为普通人，要想明了特朗普与拜登之间的异同，抛却不应有的幻想，保持一份清醒，则不妨回望历史，看看历史上一些特殊阶段美国总统交替之际对华政策的演变，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比较直接的启示。这方面，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两任美国总统的嬗变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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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美国新旧总统更替之际，也正是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战争历程的电视连续剧《跨过鸭绿江》在中国热播之时。剧中既展示了中国领袖毛泽东、志愿军统帅彭德怀的大智大勇和志愿军将士的英雄风采，对美国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美国“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李奇微、克拉克的形象也有所勾勒点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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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严肃的央视热播剧，《跨过鸭绿江》总体遵循并还原了历史真实。麦克阿瑟因为傲慢狂妄、擅自作主，并意图让战火烧至中国境内遭到白宫的不满而被撤换。替代他的李奇微将军虽然不像麦克阿瑟那样狂妄自大、对中国军队充满藐视，但他的沉稳、冷静和对志愿军后勤补给能力的精准分析都给志愿军带来了新的挑战。接替李奇微的克拉克将军虽然最后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成为“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但在此前却发动了上甘岭战役，试图打开缺口，扭转战局。前后三任不同风格的“联合国军”总司令，他们对中国军队的认识、态度、方式、战术不一，但企图打败志愿军的意志与决心相同。当然从气势上讲，也就给人“一代不如一代、一任不如一任”之感。这有将领个人能力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战场上的态势所决定的。

​图片来源：“观雨大神经”微信公众号从总统方面看，杜鲁门总统可谓是美军登陆朝鲜的发起者，但又顾忌苏联方面在欧洲挑起纷争，影响其全球战略，因而在远东棋盘上并不敢全然放开手脚，最终因国内反战声浪日益高涨而放弃连任。代之而起的艾森豪威尔按理应顺应民意尽快结束朝鲜战争，但他并没有全盘否定杜鲁门的对朝方略，反而变本加厉，鼓吹全球侵略政策，叫嚣战争，对中国实行封锁，一方面染指台湾，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唆使蒋介石反攻大陆，从此将台湾问题纳入中美博弈大局，延续至今，另一方面则实施核讹诈，其思路反而有点像麦克阿瑟。

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尽管属于不同党派，政见各异，但他们对待中国、对待中共、对待中国军队的态度一脉相承、并无二样。杜鲁门压制麦克阿瑟、控制战争规模不是因为对中国有恻隐之心，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战略考虑与顾忌；艾森豪威尔同意签定停战协议，不是因为其真的反战，或是对中国友好，而是形势使然，不得不签。时过境迁，历史的烟云早已抹平了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之间并无本质差异的政见之别，除了姓名不同外，人们只记得他们是朝战时期的美国总统，是冷战的发起者、推波助澜者，他们的背上都贴着反华、反共的鲜明历史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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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一挥间，70年后，历史又似乎以另一种方式重演。特朗普总统当政期间对中国发起了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尽管双方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抹黑从未停止，疫情暴发后，更是几近疯狂。惜乎出师未捷台已倒，特朗普、蓬佩奥之流遏华事业中道崩殂。代之而起的拜登又将会怎样呢？艾森豪威尔承继了杜鲁门的冷战思维有过之无不及，拜登同样也摆不脱特朗普留下的阴影与遗产。无论是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还是特朗普与拜登，他们行事风格可能不一，但在对华的本质态度上并无差别，因为他们彼此处于同一历史轨道上。当年，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同处于冷战的历史轨道上；今天，特朗普、拜登则同处于遏制阻挠中国崛起、中华复兴的历史轨道上。他们当然要前仆后继、各逞其能，有关对华政策势必换汤不换药、新瓶装陈酿。只有当历史出现重大拐点，美国才有可能出现一位改弦易辙的总统。但现在，很显然，这样的历史拐点远远未至。中国正在向上的、正确的历史轨道上昂扬前行，美国则在衰落的、错误的历史轨道上一意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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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总统大位之争，特朗普与拜登之间尽管斗争惨烈、水火不容，但面对中国崛起，二者捍卫美国利益的意志一致，围堵打压中国的意图一致，所标榜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一致，为巩固自身地位而穷尽一切手段的表现一致。他们之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处理具体事件的方式方法和策略手段上并各有侧重、各有千秋。相对而言，特朗普政府的手段比较粗鲁张狂直接，敢于不计后果胡乱作为，而作为老牌政客和建制派精英，拜登可能更为伪善，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后则工于心计，思虑周密。再作一点历史比较，或许，特朗普有点像骄狂而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特朗普失意而去与麦克阿瑟免职归国的结局也相差无几，特朗普尽管败选，但依然赢得了7000多万张选票，麦克阿瑟铩羽而归却受到国内万人空巷般的欢迎。而在中国社交媒体中被戏称为“睡王”的拜登则可能更像接替麦克阿瑟的李奇微，貌似低调却更为老辣，他的老谋深算也许会给中国造成更多实质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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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非常诡异。民主党的杜鲁门虽然不同意麦克阿瑟打击中国境内，反对台湾出兵，反对使用核武器，但操纵联合国出兵朝鲜的始作俑者却又是他；因为反战情绪上升而登台的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给予中国重重麻烦，在许多方面开了先河、开了恶例，影响中美关系至深，但他又不得不最终同意签定板门店协议。

今天的历史又将会呈现何种局面呢？今天的历史轨道又与70年前有什么样的异同呢？特朗普这一页总算是翻过去了，拜登这一页又将如何翻过去呢？在特朗普当政期间，许多人慨叹“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仿佛一回到过去便天下太平。殊不知历史自有其运行规律，开辟历史新局从来都不是在感慨与侥幸、幻想与假设中实现的，必须像志愿军那样靠一枪一炮，攻占一个又一个山头来实现。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未有之大疫情交织，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稳稳地站立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上已历十多年并正在向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奋进，也随着美国内外交困，愈益呈现衰退颓势，如何面对一个总体实力与其日益接近、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中国，是美国从未遇到过的历史性难题。中美之间已然进入大国战略博弈的崭新阶段。这一博弈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短则三五十年，长则上百年。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尽管浊浪滔天、险恶丛生，但充其量只能算是开局而已，可谓中美百年战略博弈的“第一次战役”。继之而起的拜登时代也只是一个短暂过程。拜登之后，还将迎来更多的“第三次战役”“ 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以及诸多的“长津湖之战”“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面对未来中美之间规模不同、性质不一的诸多“战役”，我们既需要大智大谋大勇，也需要不断摸索出像“坑道战”“冷枪冷炮运动”等等灵活的攻防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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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弈者谋势。与其空费心思揣测特朗普与拜登对华政策之异同，不如把更多精力放在历史大势、时代潮流的战略研判上，放在具体应对策略的精心谋划上。对于中国而言，最佳策略莫过于，认清大势、把握根本，以我为主、顺势而为，既不放过任何一个释放善意、增进合作的机会，也不随便吞下任何一个被随意打压遏制的苦果，能合则合，欲斗则斗，该争则争。大势在我。当年不可一世的美国尚且被迫签下停战协定，今天同样迟早会签下新的“停战协定”。当然这最终取决于双方实力地位的变化。

历史虽然会在较长一个时段内显现稳定的连续性、高度的一致性，但并非千篇一律、铁板一块，它的奥妙与精彩恰恰蕴藏在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细节中，善于变中寻机、危中抢机，纵横捭阖、攻防兼备，中国完全能够下好这盘大棋。我们当然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持有善意，抱以信心和希望，但无需把这种信心与希望寄于某一个美国总统身上。不妨把每一次的美国总统之变都当作中国奋进前行、向上攀登的一个台阶、一次机遇。客观上，虽然每一位新总统都会给中国带来新的麻烦，但其政策调整也给中国辗转腾挪、变革创新提供了契机。逆境之时，我们将其视为鞭策锤炼、苦练内功之机会；顺境之时，则乘势而上、加速前进。在与一届又一届的美国政府、一位又一位的美国总统过招之中，中华复兴必然越来越展现光明前景，呼之欲出、蔚为大观。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抗美援朝战争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仅是精神财富，也是智慧财富，它教给我们如何认识美国，如何对待美国，如何与之打交道，如何与其斗争，可以经常拿出来比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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