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黑户在柬埔寨：前已无通路， 后不见归途_风闻

　　文/胖丁

　　图文：审稿-孙绿、排版-文琪

　　封面图：©Tamara Kushch / Shutterstock

　　从暹粒市中心驱车40分钟，就到达了洞里萨湖。

　　柬埔寨鲜少柏油马路，土路上尘土飞扬，沿街都是些低矮棚户，很像以前中国的城乡结合部，路虽不宽，倒还算平坦。

　　会说中文的司机小牛在一个岔路口停下，路边有几辆特别破旧的卡车，车和人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小牛说了几句高棉话，一个看上去十三四岁的男孩跳下车，朝我们挥了挥手。

　　“跟他走就可以了。我会在下船的地方等你们。”小牛说。

　　我们走在一条黄土路上，男孩赤裸的脊背异常精瘦，甚至反射着太阳晃眼的光。我们来到一个看似港口的地方，一堆小船挤在岸边。

　　男孩跳上其中一艘，像猿猴一样在这些船之间攀爬起来。他两手分别撑在两条船上，再用脚努力将船向两侧推开。很快，他示意我们可以上船了。

　　制图：孙绿

　　大概由于英文水平有限，一路上男孩子话很少，他把我们送到浮岛上去，比划着告诉我们，快日落的时候会来送我们到湖中央去。上浮岛后可以再坐小船去湖上森林，这里水生植物太过密集，一人宽的船舱坐上去视线狭窄，仿佛误入了巨人的世界。

　　船娘的女儿只有四五岁，坐在船尾上笑容明朗。这些小船上大多都坐了这样一个孩子，因此经过售卖零食的小艇时，店家就会说：“买点零食送给孩子吗？”或是“买本书给孩子吧。”

　　船娘的小女儿长得很漂亮，清亮的大眼睛一直期待地盯着一瓶脉动，小手扭成麻花搓来搓去，黑很快心软了：“你想要吗？我给你买。”

　　得了奖赏的小女孩很快就活跃起来。她教我们说高棉话，指着森林里的某样东西，一遍遍地发出有趣的音节，并且期待地看我们的反应。“con ca”她说，指着船下的湖水，“很多很多conca，吃conca。”

　　“她的意思是鱼吗？”我问黑。

　　“con ca？”

　　“con ca！”小姑娘手舞足蹈起来，疯狂点头，“很多conca！”

　　森林里售卖零食和饮料的小艇，拍摄：胖丁

　　“洞里萨湖上住的大部分是越南人。”小牛在回去的路上和我们说，“只有少部分人是柬埔寨当地的，看长相可以分辨出来。”

　　小牛是暹粒当地人。**他说洞里萨湖的这些越南人“过得很惨”。**由于早些年受到战争的迫害，这些人在柬埔寨没有合法身份，不能享受医疗和教育资源，甚至没有电和饮用水。他们终生活在水上，不能合法地踏上土地，只能依靠打鱼和开船勉强维持生计。

　　网络上与这些人相关的中文资料很少，留存的少数游记，都暗指这一群遗留在洞里萨湖的越南族人为“ 军队后裔”。搜狐的两篇文章，采用了上世纪50年代红色高棉时期“和“越南企图称霸东南亚而留存在柬的军队“两种说法。另外一些营销号，游记等文章，则更多模糊地指向“战争难民”这种说法。

　　这些互相洗稿的故事声称，这些数目不明的士兵、难民在红色高棉时期来到柬埔寨境内，战后试图返回越南时却被拒绝，从而成为了两边国家都不承认的黑户，不得不逃入洞里萨的水上浮村。他们大多以捕鱼和旅游表演为生，生活困苦，且终生不得上岸生活。

　　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呢？

　　制图：孙绿

　　01 难民，士兵，柬埔寨人

　　根据Minority Rights Organization(简称MIRO)组织2018年的补充报告，柬埔寨境内有180690个越南裔柬埔寨人，来自48675个家庭，其中大部分生活在洞里萨湖一带的水上浮村中。

　　这些数据并不完全准确，主要因为这些浮村零散分布，有些还藏于湖泊深处难以寻觅。加之这些人没有合法的身份登记，人口统计数据更是困难重重，只能得出一个大概数据。

　　关键是，这些人的自我认知并非越南人，而是柬埔寨人。

　　越南裔柬埔寨人的自我认知。

　　你想成为柬埔寨公民吗？你想让孩子去哪里上学？你想在哪里了结余生？ 你想在哪里工作赚钱？ 你想在哪里永久居住？ ——柬埔寨！

　　这些人的祖辈大多早已扎根于柬埔寨。

　　自1620年起，便开始有越南侨民移居柬埔寨的风气，所形成的聚落被称为**“下高棉”**。1830年代，在越南方面的鼓励下，每年平均有5000越南人移民柬埔寨。

　　而最大的移民风潮，并不是许多文章所宣称的越柬战争时期，而是在1880年代的法国殖民统治时期。从1860至1930年间，越南裔柬埔寨人暴涨至20万之多。

　　这些人将柬埔寨认作是他们的祖国，而将自己的越南血统认作是柬埔寨的少数民族。

　　然而，越南在十七世纪对柬埔寨的统治历史，滋生了本土高棉人对越南血统的仇恨。柬埔寨于1953年独立后，就一度颁布法令，限制越南裔柬埔寨人入籍。

　　这种强烈的民族情绪很快被政客利用，终于在红色高棉时期爆发了种族屠杀。1975年前后，大量的越南裔柬埔寨人或被军队驱逐，或是自发逃难，据称有两百万越裔柬埔寨人在这一时期被赶出柬埔寨。而没有离开的，至少有20000人遭当局杀害。

　　随着1979年赤柬政府的倒台，越南裔柬埔寨人开始逐步返回柬埔寨。MIRO组织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1.2%的受访”移民“表示自己的家族是于1980年代返回柬埔寨的。虽然他们95%出生于柬埔寨，但只有不到1%的人有柬埔寨的身份证明。

　　移民身份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在离开柬埔寨之前，是世代生活在陆地上的；在历经战乱和政治迫害后，他们选择回到自己祖辈生活成长的土地上，却因为时局变化，成为了所谓无国籍，无身份的水上“黑户”。

　　在这里，他们缺水、缺电、为了生存起早贪黑，还时常面临移民局的威胁和驱赶。当地高棉人时常的袭击和勒索，也使生活愈发艰难。

　　柬埔寨人的希望：

　　42%的受访者希望自己能够合法地生活在柬埔寨内

　　洞里萨湖很浅，在洪水期和非洪水期，范围变化很大，本质上是一个调蓄湄公河水量的大水坑，所以在浅滩部分是可以在河里扎高脚屋的，湖上就会出现“村庄”，而由于湖水范围会变化，村庄有时候也会拆了迁徙，是洞里萨湖的特色。

　　浮村的高脚屋

　　图：Altrendo Images / Shutterstock

　　02 移民证，有用么

　　从法律角度出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有资格获得正式国籍的。

　　柬埔寨1996年国籍法颁布后，理论上1996年后在柬埔寨出生的越南族人都满足法律规定，能够登记成为柬埔寨公民。即使1996年前出生的，仍能根据1954年柬埔寨国籍法中的jus soli原则（根据出生地决定国籍）而有较大可能性获得国籍。

　　而实际情况是，90%的越南裔柬埔寨人没有公民身份和权利，仅作为移民生活在柬埔寨。

　　2015年，当局开始对浮村的人员进行登记，发放一种名为“外国移民永久居住卡”的证件。该证件每两年需更新一次，并且每张需要花费约62.5美刀（当地货币250000瑞尔）的费用，对贫穷的浮村居民来说，一个四口之家生活之余，每两年都需要筹措出250美元以维持自己的合法居留身份，实属高昂。

　　困境之下，2019年5月的调查报告称，受访的当地人都由非盈利组织承担了100%的身份证件费用。

　　而这证件带来的，仅仅是不必再被移民局无理由的传唤，扣押和驱赶。

　　所谓的移民证

　　更严重的是，一部分柬埔寨人对他们越南裔的邻居依然抱有历史的偏见，尤其是精英和当权阶层。甚至有研究指出，柬埔寨城市中的种族偏见比在偏远村庄更加严重。他们认为，因为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和殖民，让这一部分越南族人一生生活在水上，是一种“柬埔寨的传统”。

　　2013年大选期间，反越南的情绪被用作政治宣传手段，导致洞里萨湖一带屡屡爆发对越南裔柬埔寨人的袭击。大选结束后，柬埔寨当局对洞里萨湖一带的“黑户”采取了遣返+登记的策略。仅在2014-2017年间，共有11661名“非法移民”被强制遣返越南。

　　比这更可怕的是儿童的命运，哪怕从小出生，生活在柬埔寨，也依旧要被定义为“外来移民”。移民证并不能带来应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证明，而既然是“移居而来”，就无法在柬埔寨当地取得出生证明。没有这一纸证明，意味他们没有上学的权利，也就没有希望和未来。

　　简陋的学校

　　俯瞰浮村

　　图：CamNet / Shutterstock

　　03 孩子们，太难了

　　尽管柬埔寨的儿童教育整体都挣扎在扫盲第一线上（联合国组织UNDAF最新的报告显示，柬埔寨全国的初中升学率只有55.3%），但水上浮村的儿童是其中更加艰难的一部分。

　　现在，水上浮村的居民里，只有9%的儿童能够上学，大部分“黑户”子女因为没有出生证明等合法文件，无法享受国家的义务教育。即便有机会上学，也往往因为贫穷和承担家务而选择退学。

　　1989年联合国孩童权利公约（UNCRC）第7、8条款明确指出，出生登记是一项基本人权，不受任何因素制约。因为这是唯一保障他们的人权不受侵害的凭证，否则这些孩子就不能接受基本教育，不能合法就业，甚至不能合法结婚。

　　在MIRO组织的2014年调查报告中，预估在磅清扬省生活的931个越南家庭（共4760人）中，只有57个越南裔儿童被出具了出生证明，37个儿童注册了学籍，而其中只有10个还会日常来学校上学。

　　931个家庭，每家平均2个学龄儿童。只有10个在坚持上学。

　　难民儿童的自白：

　　我想和其他人一样去上学，但我没有出生证明！

　　如果我可以选择

　　我不想出生在越南裔的柬埔寨家庭

　　因为我们穷困潦倒，而且生活在浮村里

　　我的父母无法给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搞到出生证明

　　这里没有玩耍的地方，高棉人也看不起我们

　　他们称我们为”Yuon“（含有种族歧视的称呼）

　　我也想出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里

　　可我无法选择

　　我现在只能每天帮助我父母出去捕鱼

　　我还有机会吗？

　　虽然不能入学公立学校，但他们也有别的选择：基督教学校，或是由NGO组织架设的临时小课堂。

　　MIRO的2019年儿童专题报告显示，有55%的家庭宣称自己让孩子接受了教育——其中70%前往村里NGO的社区学校，25%前往基督教学校，只有2%的儿童成功入学公立学校。

　　儿童教育调查

　　而剩下没有上学的儿童中，75%在帮父母捕鱼，其余的孩子或是照顾兄弟姐妹，或是忙于家务，甚至有4%的儿童在垃圾堆里收集废品。

　　这些父母也有苦衷。菩萨省境内的一个浮村，接受采访的Nguyen Yang An先生说 ：

　　“我担心的是我的孩子们不会捕鱼。与其送他们去上学，不如每天带着他们出去打鱼。我不希望他们过得比我差，但在这里他们没有任何找到更好工作的技能。我想打鱼就是他们未来最好的工作了。”

　　房子前站着几个无法上学的难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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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正在学习游泳的小女孩

　　图：L@rRy / Shutterstock

　　04 难以上岸

　　2018年起，在MIRO，VN和联合国人权组织等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柬埔寨政府开始对洞里萨湖的浮村进行整治，督促浮村居民返回陆地。准确地说，是强制搬离。

　　柬当局声称，强制性陆地回迁是为了环境和美观。2019年的柬中新闻报道，“柬方主张不让任何人在洞里萨湖上生活，柬埔寨的政策旨在保障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要搬迁的居民仍可以照常在洞里萨湖上进行水产捕捞或水产养殖等活动。柬方将确保搬迁居民的医疗和教育服务。”

　　这样一刀切的政策后果却是灾难性的。2018年的MIRO调查显示，Kampong Chhnang地区的2397个家庭，共10087个居民，被要求在2019年底强行搬迁到洞里萨湖外共40公顷的陆地上。这些陆地远离他们熟悉的湖水和鱼群，他们不得不反复回来甚至拒绝搬迁，以维持全家的生计。

　　图：le Point du Jour / Shutterstock

　　雪上加霜的是，即便生活在陆地上，浮村居民对自己脚下的土地却没有任何合法的权利。现有法律下，这些越裔柬埔寨人无法在柬购置房产，政府可以收回他们生活耕耘的土地。事实上，随着强制安迁政策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土地纠纷。

　　2019年MIRO的年度报告显示，过去十年中，来自8个省份的9749个家庭卷入了与政府或开发商的土地纠纷，涉及面积共21184.62公顷。截至2019年底，没有一起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迁居到陆地上的浮村居民在扩建时，使用了国家宣称预留的生态保护地，居民被罚款和勒令搬离；或是外国开放商想在当地办矿厂，而与村民商量拆迁事宜，被拒绝后与村民展开拉锯。这些居民没有对土地的合法权益，只能通过苦苦坚持，做钉子户，来对抗当局和资本力量。

　　2014年的一起案例中，68个家庭试图开垦周边的土地，被政府以生态保护的名义制止。随后村民发现，当地的开放商有意将同一片土地开发为商业用途。纠纷中，三名越裔村民因占用国家土地，多次被法庭传唤，最后被处以7400美元的天价罚款。种种纠纷犹如一块烂疮，经年累月无法痊愈，只能反复溃烂。

　　水上浮村，拍摄：胖丁

　　桩桩件件，最终都回归到身份证件上面：柬埔寨的身份ID，是公民得到医疗保障、基础教育、购产置业的必要凭证，是一张仅两年有效的永久居留证明无法替代的。没有ID，就没有任何法律来保障越裔柬埔寨人的基本权利。而在柬当局普遍仇越的风气下，敷衍和惺惺作态不知何时才会转变。

　　**而即便解决了身份问题，迁居到陆地上的渔民，还是如同被放到砧板上的鱼，任人宰割。**与祖辈不同，他们早已失去了生活在陆地上的生活技能。他们也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捕鱼，是他们现在唯一可靠也可行的生存方式。

　　而改变命运、跨越阶层，一代人是不够的，他们需要时间学习捕鱼以外的知识；需要时间将一切伤痕抹平；需要时间改变柬埔寨对他们的看法。直到那时，他们或许才能真正上岸。

　　当地的儿童导游，拍摄：胖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