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胤 | 学术史的多元进路与文章学的学术视野_风闻

2020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中国现代学术的精神、制度与文体——陈平原‘学术史三部曲’研读会”，与会学者围绕陈平原先生历30年之功写就的“学术史三书”进行了深入研讨。本刊深感学术史研究之于当代中国学术转型以及当下思想状况的重要价值，约请相关与会专家就目前学术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未来走向等展开进一步探讨。以下这组文章既保留了学者们发言的现场感，也呈现出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述学文体，希望借此次讨论引起学界关于学术史研究之重要价值、时代意义的深思。

——编者按 

陆胤副教授

1990 年代以来，国内人文学界从“思想”转向“学术”，出现了一个学术史研究的热潮。其典型代表，即陈平原教授主编的“学术史丛书”和《学人》《文学史》《现代中国》等一系列学术史主题的集刊。不同于泛泛比较中外学术或畅论上下五千年，陈平原教授此前的专攻领域是小说史和晚清文学，并在这些方面下过苦功。这不仅使他的学术史研究专注于晚清民初这一“转折时代”，更始终带有文学史的立场和文章家的敏感。从早期的探索人物精神、学科制度转向最近的“述学文体”，可以说是势所必至。

而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深刻的体验，则是来自他在北大开设的学术史课程。我上过的包括“中国现代学术史”和“章太炎思想研究”等。特别是“章太炎思想研究”这门讨论课，可以说是学生时代一段特殊的历练。大家可能熟悉了今天平原老师的慈眉善目，却不要忘记十多年前课堂上的陈老师可是金刚怒目。他把学术史当成一种训练，而章太炎古奥屈折的文体，正好为这种训练提供了最为粗砺的磨刀石。十四五年前，数据库、电子辞书还不完备，我几乎把自己整一学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北大图书馆的工具书阅览室；更重要的是，我从中了解到读书课究竟应该是怎么上的。后来到京都大学访学，发现这种选取高难度文本，一个字一个字抠下来的办法，在京大的文科课程当中非常普遍。工作以后，我也尝试在自己开设的课程和读书班实践这种方式。当然，现在的学生没有当初的我们那么听话，网络资源简化了一些问题，却也带来了另一些新问题，比如阅读的碎片化、史料的平面化、篇章意识的淡化，等等。学术史如何成为一种有效的学术训练，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命题。

回到今天的正题，陈平原老师的学术史著作昭示了怎样的治学路径？限于篇幅，我就简单提两点：一是学术史研究的多元进路；二是文章学的学术视野。

一

如果要为“学术史”研究下一个定义，恐怕并非易事。翻开陈老师“学术史丛书”的总序，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引了章学诚《校雠通义》的话，讲的是方法，而非定义。

我前些年不自揣固陋，曾开过一门名称含有“学术史”的课。学校教务要求，所有新课申请，都要附上英文课名，这就马上遇到一个翻译问题。如果是文学史、哲学史、观念史、思想史的课，都有现成的英文词组可以利用，甚至可以说这类课名和知识体系本身，都是晚清以降从外国空降过来的。“学术史”怎么翻译呢？它似乎是一个很中国特色的概念，很多时候也会被滥用，比如把学位论文前面的文献综述叫作“学术史”；又如自然科学当然是学术的一部分，甚至是现代学术的主导部分，但近三十年的学术史研究热当中，好像很少看到科学史的成果，科学史作为显学，早就“别子为宗”了，未必需要“学术史”名号的加持。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我们心目中本土的、人文的，甚至有点模糊暧昧的“学术史”理念呢？1902 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不仅改造了旧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史学术的走向。他说中国旧史学只有政治史，简直坏透了，但却有一类叫作“学史”的著作还可取，比如说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乃至历来正史的儒林传、道学传，学者的传状、碑志、年谱，等等。此后直到民国期间，梁启超、章太炎、钱穆、侯外庐等先后从事学术史撰述，特别是在清代学术史方面出现了几部巨著。即便他们无不自觉采取地理环境决定论、时代精神论、唯物辩证法等各种从 20 世纪初直到 1940年代流行的理论框架，但著作的结构方式多半仍是以学者为中心，阐述其师承、交游、学派和著作，或浓或淡地带有“学案”色彩。

这类“学案体”的学术史典范，有时候会跟“思想史”比较近，比如梁启超的清学史撰述发端于 1902 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就是“学术”和“思想”连称；他的名著《清代学术概论》最初在《改造》杂志发表时，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以考证学和今文学为两条叙事主线，究竟是学术史还是思想史，恐怕梁启超自己也没想清楚。此后钱穆的著作题名“学术”，侯外庐则始终称“思想”，二者讨论的对象多有重合。因为突出人物和思想，所以这类学术史作者在具体的学术领域往往不是那么专精，今人不难指摘梁启超、侯外庐著作的“硬伤”；而末流治此类学术史，沉溺于名人掌故、学派纷争，碎义逃难，有可能堕落成“没有学术的学术史”。

随着现代以来各科各门学术发展的成熟，在泛论经史子集整体的同时，另外一种以专门知识为范围的学科史逐渐丰满。这类著作大概每个学科都有一些，专业性强，但做得不好的话，往往会陷入学科体系内部的逻辑循证。其中又分成不同层级：以这些年逐渐热闹起来的经学史为例，既有通贯的中国经学史或某朝某代经学史，也有经学之下一部门如春秋学、孟子学的专史，细化到具体的问题，比如关于人性论或“仁学”的学术史，则又与观念史多有重合。“学科”之外，“学术机构”也是研究学术史的重要单位，可以弥补学科史在人的活动方面的缺陷。近三十年来出现许多关于古代书院、官学或晚清学堂、现代大学以及院、系、所等研究机构的著作，与社会史和教育史的领域有所交叉。我们所熟悉的，比如陈平原老师的大学研究，台湾“中研院”陈以爱关于北大研究院国文门的研究，苏云峰关于清末广雅书院、两江师范学堂、民国清华学堂的研究，等等。

最后，近年来随着新文化史研究的引进，人们逐渐发现西方专题史研究中有一路特别注重“学术研究技术”的著作。比如格拉夫顿著名的《脚注趣史》，结合书籍史、阅读史的视野，讨论“脚注”这种文献类型和研究技术的起源与发展 ；最近新出中译本的《时间图谱》（合著），则专注于历史年表编纂的历史。弗兰西斯 · 叶芝的《记忆之术》专门研究西方古典时代到近代早期空间记忆术的变迁，拿来和中国传统基于声音节奏的记诵术对照，给人很多启发。又如关于日本古来汉学的历史，相关著作汗牛充栋，但老派汉学史多以哲学思想为中心，读起来索然无味 ；我却偏爱仓石武四郎先生的《本邦中国学之发达》一书，仓石先生有语言学背景，他关注日本“汉文训点”技术的变化，很多内容都是关于日本古人怎么来读中国书的。

总结三种学术史的路数：“学案体”、学科或学术机构史、“学术研究技术”史。其实是想说，陈老师的“学术史三部曲”，正好对应于这三方面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两个人物为中心，串联起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专家与通人等带有现实关切的问题，但最后归结到章、胡二人交集的“经学、子学方法”之争，在我看来，是得黄宗羲、全祖望“学案体”在一先生学派之下勾连学术“同调”与“私淑”等门类的精髓。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基于学科制度、学术机构、教学著述，结合同时期大学研究的成果，将第二类学科和机构史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最近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则是落实到了学术表达的技艺层面，涉及“引用”的立场与伦理、“声音”的运用与演说术、文白语体的选择，乃至原著述计划中札记、标点、段落等具体技术问题。

二

不过，如果把陈老师这三部书从头到尾重温一过，你可能又会发现这三种路向其实颇有共通之处。在《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的前言中，陈老师坦陈：“越来越往修辞学方向走，这可不是我的愿望。”不是说人文研究的“修辞学”不重要，但过分沉溺于技术流的分析，有可能忽略文体变迁和学术精神的大筋节、大题目。而后者正是陈平原老师学术史研究的根本着眼所在。所以，下面请允许我换一角度，从一个文学研究者的立场，阐发一下陈老师学术史研究的“文章学”关切。

中国古来有以文取士的传统，兼具应用与美感的“文章”本是一切书写的基底；但近代以降，特别是随着西洋文学三分法（诗歌、小说、戏剧）的导入，“文章”日益边缘化，作为文类被压缩到“散文”这个角落。近十多年来，“文章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重新成为热点，却基本上仍是限于文章别集、总集或“文话”，也就是传统词章之学或科举笔法之学的范围。然而，清代乾嘉以来，随着音韵、文字、历算、三礼等专门之学的深入，关于如何“述学”，学者有诸多讨论；近代以降，白话述学、演说述学等新问题更加凸显。如何将这部分内容纳入“文章学”，拓展近世文章研究的范围和气度，我认为陈老师的新著指示了一些路径。

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考虑这个问题，也许倒应该把《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从“学术史三部曲”中剥离出来，放到陈老师的另外一个著作系列当中来考虑，也就是关于文体学或文学书写的模式——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经过《中国散文小说史》和《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最终落到《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把小说研究、散文研究和学术文研究放到一起讲，在现代文类区分意识之下，或许有点奇怪。但陈平原老师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编纂《中国散文小说史》时就看到，中国古人在同样师法“史迁之法”与“左氏之文”的散文和小说之间建立了一种血缘关系；而“述学之文”本质上是一种“学问寻绎的措辞学”，仍然面临着叙事、议论、引用、修饰等文章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如何来理解“文章”，文章究竟是应该像“四分法”中的“散文”那样被规定为一个文类，还是一切文学书写的形式安排？

晚明李卓吾曾列举“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乃是《史记》、杜诗、苏东坡集、《水浒传》和明人李梦阳集；张竹坡批评《金瓶梅》，说“把他当事实看，便被他瞒过；必须把他当文章看，方不被他瞒过”；连《红楼梦》里林黛玉听到“牡丹亭妙曲警芳心”，也要慨叹“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道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可见史传、诗歌、小说、戏曲无不有其文章。都说“六经皆史”，其实明人早就说过“六经皆文”，“惟三代乃有文人，惟六经乃有文法”（孙鑛），不惜以古文义法乃至八股文的体段笔法来评点六经诸史。当然，清儒反省明人学问空疏，对这种“泛文章化”的趋势不无警醒，但专门化的经学考据却催生了一种新的文章意识，在我看来，正是陈老师所论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直接源头。比如乾嘉经儒焦循专治《易》学，其治经日记，读起来纯然是一个现代专业学者的生活。但他也对小说戏曲感兴趣，声言要在经学中寻找“性灵”（《与孙渊如观察书》）；又曾区别“质言”与“文言”（《文说一》），提出“说经之文”的概念：“说经之文主于意，意必依于经，犹叙事之不可假也。”也就是说，“说经”这种文体根据经书，就好比史传、小说叙事要根据事实，他们背后都有一些共通的道理（用文字描写、把握、阐释）。所以训诂考据是文章，算学图草和音学琴谱之类也是文章，这就和后来章太炎的“著于竹帛为文”说很接近了。又如稍早焦循一辈的章学诚，从史家立场提出“古文辞必由史出”，一方面当然是要跟“文士之文”划清界限。但在史学内部，章学诚又要与同时代考据史家的“史纂”“史考”相区别，主张一种超越性的、整体的、撰著的“史学”，最终还是要靠文字镕裁和叙事法度来提升其史学的层次（《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所以乾嘉以来的经学、史学都有“文章”一面的考虑，这还不是阮元那样的专讲“选学”或“文言”，即便最朴素的考证也有文章追求。

从这样的学术传统和著作序列来看，可能跟陈老师自己重视“引经据典”或“演说声音”的考虑不同，《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这部书中我还是更偏爱讨论梁启超、鲁迅、胡适述学文体的三章。特别是讲梁启超“史界革命”的文章侧面一章，确实道出了梁派“新史学”跟后来傅斯年史语所派新史学的一大不同。须知同样作为近代中国史学革新，清末报章上的“新史学”和民国学院中的实证史学完全是两种风格。梁启超在日本提倡史界革命，并没有采取当时东京帝国大学占统治地位的兰克派资源，而是模仿了流行于民间报刊舆论、东京专门学校讲义录的“文明史学”。后者本身带有很强的政论性，所接续的传统，除了来自中国的左、国、史、汉，更有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之类依赖传世文献和古物学传统而成的巨著。清末史界革命这种“泛政论化”气质，其实和“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乃至政治小说为中心的“小说界革命”息息相通。如果再来读傅斯年的《史语所工作之旨趣》，更不难发现梁启超式“史家的文人习气”正是彼党所极力排斥的，甚至汉学殿军章太炎在傅斯年眼中也不过是一名“文人”。因为这批现代史学“后浪”们的关注点已不在书本，而在地下出土的实物，现代史家也不再是司马迁以来的案头著作家，而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田野工作者。

最后我们要问的是，在现代学科制度之下，究竟如何理解文学研究的范围？学术史能否成为文学的对象？披览《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一书，不难发现有两份材料被反复引述。一是钱穆与余英时议论章太炎、陈垣、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现代学人述学文体的书简；二是朱自清为中学国文教师写的《读书指导》，其中评论了《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和《胡适文选》。钱穆的信主要还是从学者角度立论，朱自清的《读书指导》则大概从文章着眼，被收入此书略读部分的还有《孟子》《史记菁华录》《唐诗三百首》《呐喊》等。没有人怀疑《孟子》或《史记》可以成为“文学”，但蔡元培的演说或胡适的小说考证算不算“文学”，有没有文字经营，却需要陈老师的论文来分辩。就我个人的经验，从博士论文答辩到最近的课题项目答辩，反复被人质疑的一个“罪名”是 ：你做得也许不错，但很遗憾，你的对象不是“文学”！我不想再纠缠所谓“纯文学”或“杂文学”“大文学”的争论，这些话头反而把问题简单化了。记得钱锺书大学时代曾有撰著《中国文学小史》的计划，写过一篇序论，其中有一段，提到几乎同时代的《文选》与《文心雕龙》二书宗旨截然不同，前人常常混淆：萧统拘泥于对象类别，刘勰则兼包文笔子史。钱锺书同意刘勰的方式，说：“窃常以为文者非一整个事物（selfcontained entity）也，乃事物之一方面（aspect）。”换句话说，要问的不应该是某个作品在整体上“是不是文学”，而是其中有没有属于现代“文学性”或中国传统诗赋词章特质的方面。这些特质是什么，当然是值得研究的。但你要说晚清一部三流的黑幕狭邪小说，因为它自称是小说了，所以便是文学；反而梁启超的《新史学》因为不在今天的文学分类之内，所以不能算是“文学”，我是不服气的。

总之，坚守文学学科立场和扩展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这两方面在我看来完全是可以统一的，这也正是陈平原老师的学术史研究和文体学研究（包括小说文、散文、学术文）向我们昭示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