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赋》之争：中国古代制度被“妖魔化”了_风闻

随着电视剧《大秦赋》的上映，中国舆论界又一次发起了对于“君主专制”“大一统”的争论。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抛弃，以及受到西方文化中心论长期的影响，当今很多人对中国历史上很多事物也有着偏颇的认识。比如说起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大多以一种轻视的目光来看待，认为那是落后低级的东西，而认为只有现代西方的制度才是标准所在。这种偏见，也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不了解。

比如我们今天说起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很多人习惯用“黑暗专制”“独裁”等完全贬义的词语来形容。实际上，这种完全独裁的王朝政治，是近代欧洲一些国家的王权政治状态，比如宣扬“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这样形容当时欧洲君主独裁：“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触犯法律。”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原因，就是反抗这种政治独裁。近当代很多中国学者，以西方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历史，所以出现偏差。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制度，从制度设计以及实际表现上，并非绝对的独裁。比如传统上要求中国皇帝注重德治，要“爱民如子”;皇帝要“勤政”，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早朝;为避免皇帝专断，设立谏议制度，官员可以指出皇帝的过失并提出建议;有史官记录皇帝的言行传之后世，“左史记言”，“右史记行”，使皇帝不敢为所欲为;有谥号制度，明君和昏君死后获得不同的谥号，是要遗臭万年祸及子孙，还是要流芳千古福荫后代，毫无疑问，这让帝王和大臣们会顾及名声而会尽力做明君贤臣。

西方近代一些启蒙思想家也看到中国王朝制度不同于欧洲独裁政治。法国启蒙思想家魁奈认为，中国政府的基本法是建立在以崇尚“天理天则”的自然法基础之上;自然法的存在使君王不敢任意违法作恶，能够保证他合法地行使职权。他还专门写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阐明自己对中国的君主制度的理解，肯定这种制度的合理性。

 从历史实际看来，虽然有一些昏聩以及专权的帝王，但是总体来说，中国这种王朝制度设计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所以才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开明君主时代，还有“君臣共定国是”的宋代。

今天我们谈及中国王朝制度的一些合理成分，当然绝不是要复古，而且当今时代早已进入现代法治，笔者只是希望国人能去除对中国古代王朝制度的“妖魔化”，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对古代政治制度的看法，也影响到今天我们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关系到中国文化自信的建立。 

中国古代制度中还有其他当时很先进的东西，比如科举制度，能够让平民脱颖而出。近代西方认为中国科举制度体现平等、民主精神，实际上近代欧美文官制度就起源于中国科举制度。 

又比如谈到经济制度，我们似乎认为那是西方的专利。实际上，中国有着五千年历史，其间更有不少比较富裕的时代，比如汉、唐、宋时期。其实，中国有自己的传统经济学思想，只是不一定以西方那种形式出现。与现代西方主导思想单方面强调经济发展不同，中国传统更重视由政治安定文明带动经济繁荣。当前新冠疫情肆虐，中国在大是大非上不含糊，以生命为重、以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迅速控制疫情，反倒成为国际上最先强力恢复经济的国家。这种不片面强调经济而实际上能最大程度保证经济强劲发展的制度，难道不是一种很好的经济学吗？

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体系，作为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而且18世纪前一直领先世界，中华文明必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今天的我们应站在自身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评判自身的文化，如此才能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面目，从而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如果总以西方文化标准来看待中国文化，就会总觉得中国文化这也不对那也不行了。

实际上，没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都是要在不断适应新的内外环境、不断汲取其他文明优点基础上不断改善。然而肯定其中的合理性，是传承创新的基础。中国的制度体系，不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而是来自5000年中华文明传统，其内在科学性合理性，绝不可一股脑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