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疫苗接种是目前抗击疫情的最有效措施（补充稿）_风闻

       目前我国的疫情尽管有所波动，但总体上是完全可控的状态。不过从免疫的角度来看，接种疫苗还是最有效的“主动进攻”。美国特朗普搞的用“全国人口60%感染者的抗体抵御新冠病毒”是反科学的论调，其结果就是今天美国的感染者超过2000万、死亡者超过40万！

      不过在疫苗大量生产出来的今天，对于新冠病毒遏制就有了最有效的途径。这也是富人国家和垄断药企囤货和高价牟利惯用伎俩。对此，无论是古特雷斯还是谭德塞，都对此深恶痛绝的予以谴责。实际上就像托马斯·弗里德曼早先告诫的：“在全球化时期，任何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病毒没有政治嗅觉和立场，也无所谓人类道德的信仰。病毒原本就没有人类的基因，不会因为你是美国总统或是英国女王就不来“眷顾”你——现有人类发现的所有病毒其传播方式无一例外地具有生物自发产生的“择优传播本能”——你如果忽视它，或者没有能力或条件防控，那么富人和穷人都不可能被病毒“置之度外”。

       2020年在中国历史上应当是一个载入历史的惊心动魄的一年：自打2019年岁末武汉医生发现“不明萨斯病毒”的惊愕，到2020年1月22日（国际疾控科学界以此刻为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分水岭）。此后，中国公布新冠病毒的DNA图谱，中国的抗击新冠病毒的“总体战”就此开始打响。到了5月份，武汉城市解禁。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进程进入了一个“稳定可控”的新阶段。7月，复工复产开始企稳向好。与此同时，以美欧为代表的“新疫区”则成为世界疫情“爆发式增长”的新疆土。至今，世界新冠病毒患者累计超过一个亿（102062314），死亡2198826人。这个规模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而且英国和南非出现的病毒变异消息更令人毛骨悚然：传播能力增加30%。同时，中国非常严格的外防境外输入疫情控制始终没有达到完全斩断病源输入的期望值。可见20年前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告诫是多么值得如今的世人反思。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倒是中国在基本控制疫情条件下，最有普遍接种疫苗的“有利窗口期”。**只要咽拭子检测呈阴性14-21天内没有症状就具备了接种的条件。如果没有发现病毒感染者，或者广大低风险区，连片的社区集中接种疫苗（包括二次接种），那么最晚在14天之后就可以确保这一连片社区范围内的感染率会降低80%以上，即使还有剩余的所谓“20%几率”，只要按照最基本的要求——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少聚集，那么按照数理统计的概律分布，这个20%几率”通常不会超过10—15%，也就是可能出现新疫情的概率大致为2-3%。这样的结果在卫生防疫上讲已经是非常好的预期指标了。

       实际上，在中国疫苗获准“有条件上市”的档口，在乡村和城市社区低风险区的网格管理体系中开展集中式接种疫苗（不是全域撒网接种疫苗），进而形成若干“城堡免疫区”，既可以很快的为疫苗接种效果进行临床全面考察评估免疫效果，又可以以这些“城堡免疫区”为基点，逐次与相邻的免疫区连片，最终实现中国全境的免疫（就像抗战期间革命根据地的演化）。国外认为60%接种率可以实现全域防疫，但中国由于前期防疫措施比较到位，加上基层社区最基本的防疫措施能够普遍落实，因此中国疫苗接种率在乡村和城市社区低风险区的网格管理体系中开展集中式接种疫苗的模式下有可能在40-50%的接种率条件下取得比国外60%接种率下取得更好的“全民免疫”预期。一文，在数理统计的基础上中国的数据库里还有基层防疫措施的多种要素。当年跟我们把素有这些要素都放到大数据分析下的数理统计，有可能在30-40%的接种率下也能得到很好的预期——因为多因素条件下，各种因素之间的权重（或者粗略地说各因子间的交叉影响）会使概率曲线发生变化。

        有一个数据不得不考虑：按照最近公布的核酸检测费用标准，单人80元；5:1模式60元。那么1000万人口的城市单次核酸检测（60x2000000=1.2亿元），如果再考虑复检量，大约1.5亿的费用。再加上全国多地核酸检测，大概不低于15个亿的数字。仅就公共防疫而言就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了。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策略和费效比都值得考虑。

      问题是，根据前几天的统计资料（包括媒体报道）中国内地的疫苗接种人数大致在1500万人左右（主要是医务和防疫人员、交通物流一线人员、教师等等“密切接触者”）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疫苗接种的比例不到1%。尤其是“一老一小”这两个防疫重点目前基本上都还没有相对集中的接种疫苗。从最近的河北、黑龙江、吉林的地的疫情反复可见，具有明显的传播规律。从2021年1月2日藁城小果庄确诊病例开始蔓延到增村镇20个村，仅仅几天的工夫。假如这些村落的感染者都是在先接种了疫苗，那么“1月7日0-24时，石家庄市新增报告31例确诊病例，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新增35例无症状感染者。2日至8日12时，石家庄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8例，无症状感染者177例”的情况就会大大弱化，核酸检测范围最多也就是先对增村镇20个村进行拉网排查。进而“藁城区全部完成核酸检测，累计采样673787人，累计核酸检测人数511219人”的防疫耗费也就节省很大一笔开支了。近来的各地重复进行核酸检测毕竟还只是权宜之计，理想的策略还是成功的免疫区保持逐次连片扩大的策略（哪怕是一座养老院和一个幼儿园）。

       无论从卫生健康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管理学的“预防为主”道理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条件当然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一旦有了切实可行的医学办法，那么“计划体制”下的政府行动会比市场机制下的政府行动更有利。这一点中美两国的防疫结果就是最好的例证。刘易斯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早就有过认真的比较和总结。同样，斯蒂克利茨也有相类似的结论（《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不惜一切代价”应当是一种态度和决心，而真实的行动则应当是“若干路径求其优”。   

       疫苗的效应只能反映在事物总体效果上，一个村落或者一个社区，至少80%以上的人具有免疫能力，才具有防疫的目标价值，就像毛泽东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各个击破”和“建立根据地”的军事思想。防疫工作如果也是这样：我们只有一个一个地确保一个乡村或者一个社区的疫情完全受控，才能逐次一个省区一个省区乃至全国的疫情受控。从管理学来讲就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持之以恒，不留死角”，或者说系统要实现闭环控制。

      死守中国的每一个“城池”内不发生疫情，外不流入一个感染者大概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在疫苗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首先做好”易感群体“的疫苗注射可以有限的接近防控目标。这也是一种择优选择。目前疫情的外防是个难点，我们对国际航班乘客的检疫主要还是靠落地检查。之于上海作为唯一的国际航班降落点能否解决问题还有待观察。

      最后解释一下核酸检测：

       病毒实际上很多人都可能是携带者，比如流感病毒。没有症状只是表明自身身体的抗力抑制了病毒的发作。一旦身体抗力下降，就会有症状出现，也就是显现阳性。试剂检测阴性并不表明没有携带病毒。因为检测试剂有个阈值，即灵敏度。这个阈值的设定是基于一定的安全系数确定的，比如10:1的核酸检测可以十倍提高检测效率，但试剂的灵敏度也要相应提高以确检测保数据的可靠性。当然，灵敏度过高一是没有必要（因为预设的灵敏度所反映的结果具有很好代表性的数理统计概率），二是会增加不必要的防疫代价（上千万人的城市做一次核酸检测耗费是很可观的，目前也只有中国做到了）。所以不要怕极少量的病毒携带，关键是要保持自身的抵抗力和避免外部感染。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常通风是最好的防疫措施。最近，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指出：新冠病毒以其他病毒具有类似的特征，那就是它有可能像其他病毒一样长期与人类相伴而生。最近张伯礼先生提出改善自身体质，增强免疫力的提醒值得世人考虑遵行。除了莲花清胃胶囊，实际上在支援武汉抗疫的部队医疗队中携带了不少“板蓝根冲剂”是有道理的：一个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虽然这次检测是阴性，但是一场感冒就有可能检测呈阳性。

       人类能做到的就是不断地研究它和不断的发展出新的防控办法（比如英国最近研究的新冠病毒口服疫苗）。以上解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