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工厂的日子_风闻

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方，也是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来源。中国的企业家正在涌入欧洲大陆，投资于工厂和重型设备等长期资产。

今天，身边君分享的文章来自于一个中国企业家在非洲建设的故事。作者关注的是许多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管理中小企业的中国企业家。

她认为，由于愿意承担西方企业不会承担的风险，独立的中国投资者正着这些国家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的投资带来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即非洲可以在未来的一代人中实现工业化。以下，Enjoy：

孙辕 | 作者

身边的经济学 | 来源

01

我仍记得我第一次坐小汽车的情景。在美国，估计没有多少人会这么说，因为汽车对他们来说太平常不过了。但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在中国出生，6岁之前一直生活在那里。

6岁之前，我对“汽车”这个词的理解就只是拥挤的公共汽车（我和我的父母在上面被挤作一团）以及那些绝对不允许小孩子乘坐的重型卡车。

我第一次乘坐的小汽车和我之前印象中的“汽车”完全不同：车里的每个人我都认识，车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干净。座椅光滑的皮革表面，给人以凉爽的触感，并散发出让人平静的清新气息。

之前，我习惯在只有站立空间的公共汽车上紧紧抓着父母的手，或者在他们骑自行车的时候坐在后座上用胳膊搂着他们的腰。

在小汽车里，这些举动都是没有必要的。对于双手的这份出乎意料的自由，我不知道该用它们来做些什么。我想擦一擦深色的窗户，看看它们是否会变得更明亮，变亮的话我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了。

但大人告诉我，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坐在小汽车里的我应该乖乖的，不要乱动。

当然，这辆车不是我家的。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中国私家车的数量十分少。我们家有个朋友在政府部门供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体验了坐小汽车的感觉。

四个相连的圆环标志着这辆车是奥迪——当时中国道路上跑的为数不多的车之一，之后的好多年，这都是我唯一叫得上名字的汽车品牌。

当时中国共有4家大型汽车制造商，这些汽车制造商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政府主导的重工业投资创立的。

苏联当时建议将其中一个公司设在我的家乡长春，因为它靠近苏联的东部，理由是这个新生的汽车厂可以向苏联同行学习，主要生产巨型工业卡车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FAW，简称“一汽”）由此诞生，多年来，其蓝白标志在中国城镇周围无处不在。

但是当我坐上它生产的其中一辆汽车时，中国已经在很久之前就与苏联断绝了在汽车和其他方面的合作。

1990年，一汽转而向大众汽车寻求投资和技术帮助。一汽继续生产工业卡车，但也开始生产大众旗下奥迪品牌的轿车。

这就是为什么大约一年后，我们全家人（父亲、母亲和女儿）第一次有机会一起坐在车里。

值得重申的是，这发生在25年前。虽然我现在只有30岁，但我亲眼见证了中国那个街上满是自行车的年代，现在取而代之的是街上拥堵的汽车。

这是中国快速转型的结果，中国工厂的崛起点燃了这一进程。

从我第一次坐上那辆小汽车以来的1/4个世纪里，中国制造业的产出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占比已经从2%增加到了25%。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0倍，7.5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在世界历史的这一时期里取得的史无前例的成就。

中国从比肯尼亚、莱索托和尼日利亚还穷的时代里走了出来，目前可以和美国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归属问题上展开竞争。

02

对我来说，生活中每天发生的微小的变化同这些统计数据一样令人印象深刻，这些细微的发展迹象只有那些之前没有过相关经历的人才会有所察觉，并为之兴奋不已。

我的最爱——雪碧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款待，人们只当它是一种普通的软饮料；人们现在在机场会排队，而不是一个劲儿地互相推搡；商店现在在卫生间里提供卫生纸；也不再有人认为拥有小汽车有什么特别的了。

伴随着这些变化，中国成为如今的世界工厂。

这期间我在美国长大，然后去到了世界的另一个地方生活。大学毕业后，我在非洲西南部纳米比亚的一个村子里教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

在一次教职工会议上，我所在学校的校长强烈支持我在学校开办一家商店。我不知道应该在商店里卖些什么，于是在上完课后，我问同学们是否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坐我的车到离学校有一个小时车程的批发商那里为商店置办些东西。

我的话音刚落，空气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同学们争先恐后地举起了他们的手。每个孩子都想去，甚至有很多学生在我回家的路上跟着我，请求我带上他们。

这有趣的一幕似曾相识。我深知这种想要坐在小汽车里的渴望，以及真正坐上小汽车时的那种新奇感。

汽车、雪碧和卫生纸，这些实物很可能被用于定义发展的程度，但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往往会忘记，对于那些没有这些东西的人来说，它们就是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美国人和欧洲人不认为坐在小汽车里是件多么特别的事，但对于在中国的童年时的我，以及在纳米比亚的我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

这种物质商品在社会中的出现预示着人们可以接受新的自我和新的生存方式，即作为现代全球经济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

作为一名志愿者教师，我在非洲农村的一所公立学校里负责数学和英语的课程（共五门）。“教育能够激发出孩子内在的善良本性”和“受过教育的公民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最少引起争议的两个观念。

但是，在工作几个月后，我不得不承认，我看不出我的日常工作与发生更大转变的可能性之间有什么联系。

我的大部分学生都是靠自己维持生计的农民的孩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会成为自给自足的农民。

有时，我所做的事情的荒谬之处会让我感到震惊：我正在给生活在干旱平原上的未来自给自足的农民讲授不规则的英语动词变位，而他们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没有人会说英语。

在为期1年的时间里，我目睹了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上的那些错误和不公平的事情——儿童要应对HIV/AID、环境恶化和贫困带来的冲击，而我什么也做不了。

教育对我的孩子们未来的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想法似乎只是空谈。现在我为我当时有过这种想法感到愧疚，但当时的我确实感觉到我的教导方式只是强调了非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并没能在两者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从那些应该更有经验的外国人那里汲取智慧，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套路，至少可以追溯到非洲的欧洲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但这种方法从未奏效过。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要完成我曾见证过的中国实现的转变，它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03

没想到的是，在一次相亲的时候，我遇到了一种新的现实情况。

我经常去买菜的那家店里的一个中国男人，盛情邀请我在周末的时候过去吃晚饭，并见见他的“好朋友”。

我同意了，这主要是为了与我的蔬菜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关系。他的朋友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中国人，17岁时来到纳米比亚，创办了一系列成功的企业。

他差不多30岁，很富有，想要找一个妻子，但很少有中国女性愿意在非洲生活。

他想要用他安排的、在16个小时内从海上运来的新鲜海鲜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我很快就发现他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当他和他所有的朋友在晚餐时掏出枪时，也没能让我对他的印象有所改善。喝了几箱啤酒就大声嚷嚷说明他只是个资本家，个人素质并不算太高。

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比起我出自善意的举动，这个男人最终可能会更多地帮助到我们村里的人。

我教孩子们的技能，理论上对于生活很有帮助，但这里没有人真正拥有过能用得上这些技能的生活。

而这个男人能创造真正的工作，给人们发放真正的薪水。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也许无意之间，他为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开辟了与世界联系的新途径：作为工人，作为客户，作为合作伙伴，甚至作为可敬的对手。

我们两个人当中的哪一个会对非洲产生影响？

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我再也没见过那个男人，但是这件事在我心中埋下了一粒问题的种子。

这最终导致我花了数年的时间研究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促使我敲响了无数工厂的大门，用“甜言蜜语”说服谨慎的中国工厂主让我进入工厂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们相信我，告诉我他们的故事。

我访问了非洲50多家中国工厂，并与许多在非洲从事不同行业的中国商人进行了交谈。此外，接受我访问的还有一百多名非洲工人、企业家、政府官员、记者和工会组织者，他们正通过不同的方式与中国开展合作，并对中国对他们国家的兴趣做出了回应。

有一次，当我在尼日利亚东部开展研究时，我收获了我的惊喜时刻。在参观工厂的漫长而炎热的一天结束时，我来到了我之前访问过的地方，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被蓝白相间的建筑环绕的庭院。

蓝色的墙壁与停在院子里的重型工业卡车的蓝色相匹配，而那抹蓝色牵扯出我脑海中半埋的记忆。

匆忙间，我发现这种蓝色给我的感觉是如此熟悉，因为它不是其他的蓝色——它是象征“一汽”的蓝色。是的，我所在的地方是非洲的一家新建的“一汽”卡车工厂。

自从我25年前第一次坐上它生产的汽车以来，“一汽”已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它已经在70个国家销售了1800万辆汽车，并在这个过程中雇用了12万人。

得益于德国的投资，中苏计划中那个曾一度处于尴尬状况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并在非洲设立了工厂。

04

中国在非洲的工厂未来将在大范围内为非洲人创造繁荣的前景，并在下一阶段的全球增长中帮助中国经济抢得市场先机。这将使非洲变得富有，并实现生活水平巨大且持久的改变。

需要明确的是，今天的非洲并不再是普遍贫穷的状态：它未来的形势是乐观的、充满希望的，未来十年世界上增长最快的10个经济体中有8个预计会出现在非洲大陆上。

就像对非洲持可怜、绝望、贫困这一陈旧的刻板印象是错误的一样，忽视世界上最贫困的5亿多人仍然生活在非洲这样一个事实也是有问题的。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非洲一直是西方有关扶贫思想的多波浪潮的首要试验场。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的发展计划在诸如教育孩子等事情上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它们不会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也不会使5亿人摆脱贫困。

如果我们真的要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现在是时候尝试新的事物了。这里所说的新事物——工厂，已经开始向非洲转移了。

工厂是连接中国（现在的世界工厂）和非洲（下一个世界工厂）的桥梁。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的工厂因为成本上涨等问题而陆续从国内迁出，许多落户到了非洲。

2000年，中国的公司只在非洲进行了两项投资；而如今，它们每年要在非洲进行数百项的投资。

我最近在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和同事共同领导了一项有关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的大型研究项目；我们在8个非洲国家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有超过1500家中国公司在这些国家从事制造业生产。

其中一些公司被尼日利亚等国家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所吸引（尼日利亚的人口总数到2050年将超过美国）。

汽车制造商、建筑材料生产商和轻型消费品制造商纷纷涌进当地市场，希望能够抓住发展的机遇。

其他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则有所不同：它们利用非洲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生产商品，然后将其出口到发达国家。

在莱索托，中国服装厂为科尔士（Kohl’s）制作瑜伽裤，为李维斯（Levi’s）制作牛仔裤，为锐步（Reebok）制作运动服。莱索托几乎所有的产品都被装进集装箱，送到美国消费者的手中。

工厂的转移十分重要，因为当工厂聚集在一起时，繁荣很快就会到来。

从18世纪工业革命之初的英国，到19世纪的美国，再到20世纪的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工厂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了重组，以实现持久的财富新水平。

这是因为，与农业和服务业不同，制造业以高生产率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参与到了全球经济中。

这也是因为，在个人层面上，工业化使得高度依赖地方交换系统的、自给自足的农民，能够将自己的角色转变为全球经济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

工业化使中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通过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非洲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需要明确的是，制造业的崛起并不是一个从头到尾充满欢声笑语的故事。

近距离接触时，会发现不堪的事情经常发生。

我在非洲遇到的中国工厂老板中，有一些人真的很令人讨厌，他们的行为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他们会用不正当的手段影响地方政府的正常运作，他们工厂的环保措施破坏了非洲的空气和水源的质量，他们给员工的待遇不仅决定了工人们的工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决定了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的生死。

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曾给中国带来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这是工业化很难避免的负面影响，而这些在今天的非洲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

虽然非洲的工业化肯定会有阴暗面，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将不同于中国。非洲在经济、政治或社会方面都不像中国。

虽然任何新地方的工厂都会带来一系列可预测的变化——从收入增加到劳工丑闻，但这些变化的形式、出现顺序和特点有很大差异。

在尼日利亚，工业化的进程受自由媒体的报道影响；在莱索托，受强大的工会运动影响；在肯尼亚，受部落和族群的忠诚度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在中国基本上都不存在。

事实上，在中国投资者与非洲当地的众多参与者（工人、供应商、经销商、政府、媒体）接触的过程中，新型的组织、伙伴关系和权力结构将随之产生。

通过这一过程，非洲不仅有机会重复以前的工业化进程，而且有机会对之加以改善——如果不能打破发展与民主、经济增长和环境健康之间看似不可避免的矛盾，那么也许至少可以让它们之间的矛盾变得不那么明显。

05

肯尼亚是东非经济的领头羊，拥有自己的创新创业品牌。

虽然当地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令人担忧，邻国索马里的安全问题也是潜在的威胁，但肯尼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5年中一直以每年5%～6%的速度持续强劲增长着，其蓬勃发展的科技部门为肯尼亚赢得了“草原硅谷”的称号。

在这里，很多中国公司也在尝试创新，向肯尼亚市场引入新技术，并尝试与当地政府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在肯尼亚北部的非洲之角坐落着埃塞俄比亚，它是唯一一个从未被欧洲强国殖民过的非洲国家。而且，在过去的25年里，这个国家的1亿人从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饥荒和独裁统治中走了出来，并对国家进行了重建。

埃塞俄比亚今天正在以渐进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公司在这里建立经济特区，并投资埃塞俄比亚政府给予优先考虑的行业。

总而言之，这4个国家并不能完全地代表非洲，但它们确实在几个重要的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大、中、小国家；位于非洲的东部、西部和南部；有的资源丰富，有的资源贫乏。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中国工厂正在这些国家扎根。

那天，当我站在“一汽”工厂的院子里时，我感到渺小。我毕生致力于发展的工作——教育孩子，为捐赠者和全球援助组织提供咨询，然而，自从在纳米比亚与那位白手起家的中国男子共进了一顿奇怪的晚餐之后，我就一直在质疑我所做的这些从长远来看是否有用。

由于种种原因，它们是必要的、好的，甚至可能是崇高的，但它们在短期内不会推动非洲的发展。站在那个蓝白相间的工厂里，听着机器运转的轰鸣声，我终于明白，非洲的未来取决于工业化的发展程度。

这将使非洲能够效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发展轨迹：利用其蓬勃发展的人口，发展世界级的企业，提高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若非洲的发展能帮助3.75亿人口摆脱极端贫困（仅相当于中国在短短30年间摆脱贫困人口数的一半），则贫困将从非洲大陆上消失。

对于近4亿人来说，这是饥饿和温饱之间的区别，是失业和就业之间的区别，是让他们的孩子从事低级的工作和送他们去上学之间的区别。这将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成就。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率先通过创造价值2500亿美元的新发展机构（包括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重塑了全球发展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这类目标远大的大型机构，它们所做的决策多是从经济的宏观方面考虑，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影响有时并不十分明显。

反而是一些不那么显眼的、渗透于经济发展的日常中的小型机构在推动着经济的前进，对百姓的生活产生着切实、直接的影响。

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新机构真的要重塑我们共同帮助贫穷国家实现繁荣的方式，它们就需要重新认识到，发展是依赖于工业化的。

在使非洲的工业化加速和帮助非洲人转型方面，发展机构确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它们不是承担重任的主角。

对于非洲未来最重要的，是那些根本不认为自己正在做的是与发展有关的人：是那些仅仅为了致富来到非洲的中国老板，或者从打零工做起，晋升到管理整个工厂的有斗志的非洲工人。

他们的努力彻底改造了非洲的经济体，使之向着高生产率制造业的方向发展。这将有助于非洲的减贫、教育和卫生事业，而半个世纪以来的善意援助工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些人正在非洲引发一场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将使非洲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关于作者：孙辕 ，负责麦肯锡公司“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合作”研究，是这个主题的首席研究员。之前，她曾在纳米比亚的乡村中学任教。她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哈佛商学院。

本文整理自《下一个世界工厂》，经出版方授权“身边的经济学”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