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上台后，中美“媒体战”能否走出阴影？_风闻

（纽约时报-杨探骊）

杨探骊和她的儿子

从去年3月我和孩子被迫从美国回到中国，转眼间已经来到了新的一年。一年前，半岁大的宝宝还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现在，他会跑会跳，会亲切地呼唤爸爸妈妈，还学会了说一个英文单词，up（向上）。

除了孩子的成长，在这样艰难的一年里，“向上”是我努力保有的一种信念，即便现实困难重重。

2019年年底，我被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选派为驻美国记者，任期为三年。然而刚到美国三个月，随着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打击范围不断扩大，美国要求中国驻美的五家官方媒体机构裁减人员，我和其他59名中国在美记者被变相驱离。在新冠疫情全球暴发的非常时刻，我只好带着孩子冒着感染的风险辗转多地，历经三十多个小时回到国内。

事件刚刚发生时，我和其他被驱离的中国记者都选择了沉默。但后来我发现沉默没有换来和平或者进步，中美交流空间在被不断压缩。所以，我开始公开讲述这次中美媒体交流危机。通过审视两国媒体工作者的遭遇，可以看到，中美向对方媒体重新开放的迫切需要。

对中国记者的这次驱离看似事发突然，但其实这场“媒体战”早已开始，去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五家中国媒体机构将作为外国政府职能部门受到监管，遵守与中国外交使团类似的规定。第二天，中国宣布将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华记者的记者证，迫使他们离开中国，以惩罚该报此前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文中批评了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但中方认为其报道内容是对中国的一种诋毁，尤其是文章标题在中国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色彩，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慨。

宣布我们将要被驱离美国的那天，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发表了一份声明，他指责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外国记者进行“监视、骚扰和恐吓”。庞皮欧称美方寻求对等，他说，“我们希望，这一行动将促使北京对美国和其他在华外国媒体采取更加公平和对等的态度。”

然而，这个举动换来的是中方的反制。半个月后，中国对美国驻华媒体采取了“对等”措施，13名在中国工作（包括七名《纽约时报》）的美国记者，也遭遇了与我们类似的挫折。

（2020年3月，《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麦思理(Steven Lee Myers)在北京办公室，他是被中国政府驱逐的数名美国记者之一。）

在美国期间，我曾负责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美国总统大选初选、美国新冠疫情等事件的中英文报道。由于驱离是突发事件，公司需要时间给我做出重新安排，所以至今，我仍在北京等待再次被派往新的国家。在中国，我只能通过别人的报道研究中美关系，跟进美国新冠疫情、黑人平权运动以及总统大选，内心终究有些失落。我的职责本是在现场报道这些事件，但我却无法履行这项职责。很多被驱离的中美记者也都跟我有着同样的遗憾。

而依然留在美国的中国记者，他们不得不加倍工作。其中有一部分记者的签证时效被缩短，需要三个月申请一次续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因此而充满了不确定性。近几年，特别是最近，许多美国媒体的驻华记者也面临类似的困难，需要每一到三个月申请一次续签。

新年来了，中国人常说辞旧迎新，摆脱旧事物，迎接新改变。

特朗普离任，乔·拜登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我像大多中美记者一样，希望中美关系有机会来到一个新的起点，即使特朗普政府在最后执政时期继续恶化了局势。两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前景已经有众多分析与预测，那么至少在媒体交流方面，双方能走出阴影吗？

我最近联系到几位中国和美国媒体的记者，跟他们做了一次小范围的调研，大家的答案是一致的：受制于两国关系，不太可能会有大的改善，但中美现行的记者签证限制政策很可能会有所缓和。

近一年来，对中国媒体的限制政策主要由美国国务院发起。在最近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新任国务卿提名人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对特朗普的对华强硬立场表达了认同，但并不同意特朗普的一些做法。与前任庞皮欧相比，布林肯曾多次访问中国，有更多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他此前表示“与中国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主张美国寻找与中国的合作机会。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孙成昊认为，布林肯也会对中国强硬，不过会更为理性。

（1月19日，安东尼·J·布林肯在参议院举行的国务卿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讲话。他表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最重大的挑战。）

而且，包括拜登在内的美国新政府高级官员都曾表达，中美依然有合作空间。拜登政府已签署行政命令，美国将重返《巴黎协定》、世卫组织，也有意恢复伊核协议，这些“返群计划”无疑将增加与中国的交集，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

但无论如何，中国驻美媒体的工作环境很难回到奥巴马政府时期。那时，从美国政府到民间，中国记者都能作为比较正常的媒体人员被接纳，时任副总统拜登还接受过《人民日报》的专访。而在过去四年里，美国政界鼓动了一种对中国媒体的意识形态化歧视，而它难以在短期内消除。根据皮尤中心最新的民调，超过70%的美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其实我在美国民间感受到的更多还是友好的氛围，我相信民调结果并不能说明一切。但不可否认的是，官方意志和大量的负面新闻对美国社会还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我知道有种观点认为，美国内部正就过去的对华政策进行检讨，因为“拥抱”政策并未让中国变得更加符合西方定义中的民主开放。于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对华必要的克制变成了现今必要的打压。以至于我所工作的和另外几家国有的官方媒体单位，在美国开设好多年之后，突然被告知其性质变成了“外国代理人”和“外国使团”。显然，这不是媒体机构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而是大环境变化所产生的结果。

在去美国前，我曾在非洲和拉美地区工作过七年的时间。在那些国家，我不会因为是来自中国国家媒体的记者而遭到“区别”对待，评判一个媒体和记者的标准是报道内容。但在美国，即便我一如既往做着基于事实的报道，但我却发现自己被贴上越来越多的标签，我们往往被视为没有独立思考的“宣传工作者”等等。

虽然受到影响的中国媒体仍被允许在美国进行报道工作，但背负着这些标签，无论是申请采访许可还是联络采访人，我们都无法阻止对方更加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们，甚至是因质疑我们的属性和动机而拒绝我们。当然，在中国的西方媒体也长久以来表达了类似的苦恼。

（杨探骊和她在CGTN的同事一起工作。）

未来中美两国肯定会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继续激烈碰撞，价值观的互不认同也会压缩两国媒体的话语权。西方对中国国家媒体总是缺乏信任，同时，中国对西方媒体总是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中国民众十分热衷外媒的涉华报道，尽管有很多在中国看不到。而另一方面，中国人认为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上存在偏见与双标，认为西方总以高傲的姿态去夸大中国的问题。这些矛盾仍难以改变。

尽管如此，在提高外国媒体报道环境方面，中国有动力也有条件更主动。随着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迫切需要让世界更加了解自己，也需要听到世界对自己的评价。所以，中国从心底里应该是希望更多的外媒来华，也应该为此提供更多的便利，比如在签证问题上更为宽松。

但是，这场恶性循环的“媒体战”却是影响了中国树立开放形象的努力，也降低了美国的声誉，背离了自己推崇的民主价值观。它以更加直接更加激烈的方式证明，美国对华的“对等”行动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有让形势恶化失控的风险。

美国认为自己对中国驻美媒体采取的每一项举动都有其理由，同样，中国也一直强调，今年针对美国驻华媒体的限制是被迫的。在未来，也许谈判过程会长久而艰难，但我还是相信，双方在拜登就任之后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平息这次“媒体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向来被视为中国的一种政治稳重。在12月的一次研讨会中，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已经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准备扭转这一局面，我们也愿意对此进行研究”。他所提及的正是两国互关领馆、互相驱逐记者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