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丨学术史的寻根与补课_风闻

2020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中国现代学术的精神、制度与文体——陈平原‘学术史三部曲’研读会”，与会学者围绕陈平原先生历30年之功写就的“学术史三书”进行了深入研讨。本刊深感学术史研究之于当代中国学术转型以及当下思想状况的重要价值，约请相关与会专家就目前学术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未来走向等展开进一步探讨。以下这组文章既保留了学者们发言的现场感，也呈现出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述学文体，希望借此次讨论引起学界关于学术史研究之重要价值、时代意义的深思。

——编者按

解志熙教授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还是没有学术史意识的，真是“学之不讲也久矣”。这并不奇怪，因为对现代文学的研究长期处于即时评论的状态，评论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代风气，对有关作家、作品进行评论，大多率尔操觚而已；即使有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比较受重视了，但多是编写应用性的教材，真正认真深入的学术性研究不足，学术的独立性和方法的自觉也是很淡泊和单薄的。对于更广大的学术传统，如近现代以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以至整个人文历史研究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化进程，中国现代文学界更是长期地置若罔闻、处于几乎蒙昧无知的状态。我至今还记得1987年秋季的一天，我在王瑶先生的书房做博士资格考试，作为现代文学研究尊师的王瑶先生不问我现代文学的问题，却用一个看似无关的学术史问题考我：“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与清代汉学家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异同？”我虽然侥幸地答对了这个问题，却不解王先生那时为什么要问我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后来知道王先生其时正主持着“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的课题，并且看到其成果《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才算明白了一点。

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迨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研究一方面成为各种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的学术试验场，像走马灯一样让人应接不暇、莫知所从，另一方面这个学科“已经不再年轻而又尚未成熟”的状况、在光鲜热闹之下难以为继的学术困局，也不能不引人反省，于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催生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探究。由此涌现出来的突出成果：一是黄修己先生所撰《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1995年初版，2007年二版）及其主导下陆续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2008）、《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2020）；一是陈平原兄独著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年初版，2020年新版）、《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011年初版，2016年二版）和《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2020）三书。黄修己先生及其门弟子所著的编纂史、研究史，始终围绕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本身做文章，写得越来越翔实和厚实，让从业者对本学科的发展历程、学风变迁和文学史论著的新变获得亲切的感印，为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以至研究者们做了很好的现代文学学术史的补课工作。平原兄参加过王瑶先生生前主持的项目“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并在其身后苦心操持完成了该项目，以《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为题出版。此后平原兄更以二十多年的心力完成“学术史三书”，其视野显然与王瑶先生一致，所论虽然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重心，但不受此限，更瞩目于近代以来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如此广大的学术史寻根，无疑为颇昧于学术传统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补上了必要的而且重要的学术史大课。

坦率地说，由于学科和学养的局限，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少有人了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现代进程，更缺乏能够把这个进程讲明白的人，平原兄无疑是少数的明白人。他是当代学人中公认最博雅的学者，尤其通达古今之变，对西方的学术传统也很了解，深知长期昧于学术传统的盲目冒进不是久长之计，所以他很多年前就立意从学术史上稽求既往、相度方来，于是黾勉从事，逐步撰成三巨册的“学术史三书”。在总体战略之下，书有专攻，分进合击，很有系统性也极具学术章法。第一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先立乎大者，以章太炎和胡适为中心，阐明中国人文学术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尤其是方法上的汉学传统与实证学术的融合。第二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专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现代进程，敏锐地抓住现代教育体制下的学科建制和文学教育进程，纵论文学课堂、教科书的编撰直至学术专著和专门史如小说史、戏曲史的撰著，着力揭示“文学史”编撰的普遍迷思，特别张扬深造自得的专家著述，令人深思其间的得失利病。第三书《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进一步探究近现代学者述学文体的种种形态，这是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学界几乎只有平原兄特别措意，委实别具只眼。其实，古人著述自来就特别讲究文章辨体，学术论著亦何莫不然？我们看近现代学术诸大家名家在述学文体上多能参酌中外、讲究得体而且特色鲜明，比如读胡适与鲁迅或陈寅恪与钱锺书的论著，首先在述学文体上就觉得特色鲜明、人各有己，而且专著与论文也各有讲究，绝不马虎。再看当代学者的文学史论著，百千万言而一腔乱弹，大都昧于体例而放言乱说、很不得体，实在是很遗憾的事。今年二月我与友人微信闲谈及此，曾说过一句绕口的话：“此意君须记——文章不仅仅是文章，还得是个文章，那才真是个文章。”述学文体的经营并非小事，如何立言得体、取信于人，是值得仔细揣摩的。平原兄无疑是当今学界最能写也最会写文章的人，我曾经不止一次对研究生说，当代学者的文章最可效法者，当属陈平原老师，一定要好好学习。不待说，正因为平原兄对此最有会心，所以他才能专为一书，畅发斯论。

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清理和疏通学术史的源流、辨析大家名家的学术得失，委实是很重要也很艰难的工作。如果没有丰厚的学养和学术的公心，面对如此艰难纷繁的工作，那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而平原兄恰是学养和学术公心兼备的人，所以才能究心学术史、成就三大书，提点学界、启蒙后学。前人论诗论书法有“广大教化主”之说。平原兄多年来孜孜矻矻地撰写“学术史三书”，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界补上了一堂寻根的学术史大课，所以称他为文学研究界的“广大教化主”，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说来，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术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学术进程，主要是由“民国学人”完成的。平原兄二十多年前开始这个学术寻根之旅，真是孤怀宏识，很寂寞地独自探寻着。可是过了不过十年，“民国学术”的探索者就接踵而起，形成了一股不断高涨的“民国学术热”，目下甚至出现了对“民国学术”的盲目崇拜。其实，民国学术的主流仍然是新文化运动之下的新学术，既有开创学术新局面之功，也有学术上新的傲慢与偏见，甚至难免趋时急就之弊。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而不必盲目崇拜。譬如胡适，诚然是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开山，其早年所著《中国哲学史》上卷和《白话文学史》上卷都是开风气之作，在整个人文历史研究领域影响广泛，后来人也因此而很惋惜胡适未竟全功、没有下文。其实这两部新学术的开山之作的问题，恰在于它们都是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太整齐的系统”，那只能是一个简单化和片面性的系统，所以也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名著，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名著。胡适本人在1936年6月29日致函其私淑弟子罗尔纲，批评罗氏研究清代军制等等的学术计划“系统太分明”，而特别强调说：“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我觉得胡适这话也暗含了他对自己早前的学术雄心的某种自我反省。就此而言，胡适后来之未能续写《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下卷，与其说是他不能，不如说是他不愿再把复杂的历史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今日研究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几乎可以忽视不顾，而迄今仍然必须参考的还是他关于中国章回小说的考证之作。这也不限于胡适一人。事实上，纵观民国的新学术，大多数的通史、专史差不多都成了学术上的过眼烟云，在学术上真正站得住脚的，还是民国学人在各个专业领域的专题论著，尤其是专深的论文。

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同时，我们对民国学人的治学方法以至述学文体之渊源也要有实事求是的认识，而不要看他们通古典、知传统，就误以为其学术概出于所谓“纯粹中国的古典学术传统”。前几年，有人因为不满当下中文学术论文过分强调西化格式以致出现繁琐无谓之弊，转而倡导学术写作重回中国古典学术文体（如笔记、札记、诗文评和考证学）的路子，其所标举的中式论文之典范，就是胡适、陈寅恪和钱锺书等人的论著。这有点误解和误导。胡适、陈寅恪和钱锺书的学术文章之所以比今日的学术文章好，一则因为他们本人确实学养好、见识大，二则也因为他们处在现代学术的发祥期，“破天荒”地运用新观念、新方法来重新审视旧文献，自然别开生面、发现甚多，并且他们除了原始文献，也没有多少现成的研究可资利用，所以便依据原始文献自下判断。他们固然借鉴了考证学或诗文评的传统，但更取法于西方的实证学术或文学批评传统——这才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主根脉。窃以为，现代学术的形式虽然不必那么西化，但学术的现代化却是不必抗拒也不可抗拒的。盖自五四以来，不仅文学和文化思想要现代化，学术也同样要现代化，即必然要走综合归纳、深入分析、系统论述之路，在这方面西方学术仍是我们的榜样，其独立发现问题的问题意识、综合分析的学术思路、学理化地呈现思考过程的述学方式，都应该是我们努力学习的，而不必一概拒绝。至于怎么写学术文章，并没有千篇一律的规定，只能视具体情况而定——既可写成系统分析的论著，也可写成简练的札记、精悍的考证之类，都无不可。要之，相体裁衣、取便表达即可，而真正重要的是言之有物，倒不必拘泥于学术文体的必中或必西。当然，身为中国学人，我们不仅要有真发现、真见识，还应努力把学术文章写得有点中国味道、汉语风度，那是自不待言的。

古人“道问学”有“致广大而尽精微”之说，而难题恰在于“致广大”往往难以同时“尽精微”。回到平原兄的“学术史三书”上来，我很赞叹他在如此广大的范围里辨章学术，当真“致广大”了，而微觉不满足的是，有时读到对某些学术大家名家的分析，正“愿闻其详”呢，却发现往往点到即止。随后想想，也完全能够理解平原兄的难处——如果对每个大家名家的学术分析都做到“尽精微”的程度，则“细节的肥大”会使已很厚重的“学术史三书”篇幅倍增，难以收手了。不过，我估计平原兄的学术史研究，也不会收手于“学术史三书”，其精细的学术批评必将有以自见。果然，最近我们又看到他在刊物上接连推出了《现代大学与小说史学——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章回小说如何考证——关于〈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社会概观与小说艺术——关于〈晚清小说史〉及其他》《革命想象与历史论述——关于〈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及其他》《杰作的发掘与品评——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及其他》等关于“小说”如何“史学”的系列论文，对这些小说史名著的具体分析精细深入，不愧为行家里手，正满足了我想要“尽精微”的渴求。我因此很希望看到平原兄能紧接着品评严家炎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这不仅因为严先生是我的导师，也因为这部书确是难得的学术精品——窃以为，近四十年来北大人文学科有三部著作堪称经典，史学方面是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外国文学方面是杨周翰先生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则首推严家炎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多年前我曾应平原兄之命评论过严先生的论文集《论鲁迅的复调小说》，有赞扬也有商榷，对《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则不敢赞一词，然则作为行家里手的平原兄会怎样看此书呢？我的确是很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