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丨从思想的高点出发，做有温度的学术——学术史研究如何重拾人间情怀_风闻

2020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中国现代学术的精神、制度与文体——陈平原‘学术史三部曲’研读会”，与会学者围绕陈平原先生历30年之功写就的“学术史三书”进行了深入研讨。本刊深感学术史研究之于当代中国学术转型以及当下思想状况的重要价值，约请相关与会专家就目前学术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未来走向等展开进一步探讨。以下这组文章既保留了学者们发言的现场感，也呈现出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述学文体，希望借此次讨论引起学界关于学术史研究之重要价值、时代意义的深思。

——编者按

刘勇教授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学术传统的国度，从诸子百家，到晚清各派，再到现当代学人，学术的发展建构已然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传统积淀的过程中，一部部经典熠熠生辉，一个个学派百家争鸣，一次次论战此起彼伏，文学正是在这种碰撞中不断创新，学术正是在这种交流中代代传承。1928年，杨振声在担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时就曾感慨过，办大学最难的就是国文系。为什么国文系最难办呢？难在哪里呢？杨振声谈及当时诸大学的国文系“有的注重于考订古籍，分别真赝，校核年月，搜求目录，这是校雠目录之学，非文学也。有的注重于文字的训诂，方言的诠释，音韵的转变，文法的结构，这是语言文字之学，非文学也。有的注重于年谱传状之核博，文章体裁之轫演，派别门户之分划，文章风气之流衍，这是文学史，非文学也”。多少年来，从国文系到中文系再到文学院，中国文学研究的思路一直在两个层面摇摆：一是偏重作家作品的解读与评价，一是偏重文学史的阐释与重构，之所以难以实现这两个层面的融合，关键就在于缺乏学术史的引领，缺乏思想高度的升华。文学解读、文学史研究，只有在学术史研究的引领下，才能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原文学最根本的魅力和价值，才能提升文学所蕴含的思想意义。

在学术史的建构中，我认为应该特别注意三个关键词，就是思想、谱系和情怀。思想是学术研究最具价值的引领，中国文化丰富深厚而独特的思想历来都是在学术的研讨中涌现的；学术思想是成谱系的，其内在逻辑构成了代代相传、相互补充的共生系统；学术研究则是有温度的，它从来都不是从学术到学术，而始终有一种心忧天下、心系家国的情怀。

从思想的高点出发

为什么首先是“思想”呢？为什么我特别想用“思想”来概括学术史研究的第一特征呢？最近我多次参加一些学科评估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学界同人有一个共同的强烈感受，即当下我们越来越多地在完成一些规定性的动作，看起来做了很多事情，出了很多成果，但其实我们最缺乏的，也恰恰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思想”。如果人文社会科学不能创造思想，不能用思想给人们以启发和触动，不能用思想引领时代社会的发展，我们实际上就失去了自我价值。文学研究要立足于出思想，而学术史就是文学研究的思想高地。在这方面，陈平原的研究是特别注重“思想”，并且也特别能够体现出“思想”二字的。注重研究的思想性，同时用自己的思想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点，这恰恰是陈平原学术研究的第一特征。从文学史到学术史，从教育史到社会史，虽然研究对象各有侧重，但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从思想出发，并追求在思想上得出结论。相比较普遍的作家作品研究，陈平原显然更关注现代学人的思想价值。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于学界大多关注鲁迅的小说与杂文，陈平原更强调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不同于学界广泛关注胡适的新诗创作以及他的白话文革命，陈平原更重视胡适对现代学术的建构；不同于学界大多关注章太炎、梁启超等通儒大家对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陈平原更看重他们作为思想家和学术史家的价值。这实际上是从学术的角度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拿章太炎来讲，他对于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发挥的作用似乎没有那么直接，但他的学术传承却是不可替代的，从晚清的求是与致用之争，反对新式教育体制，到1920年代提倡国学，这些都反映了章太炎在面对现代社会以及西方学术思想传入之际，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思考与调整。陈平原关注现代学术，正是从这一代学人的思想介入的，没有思想的承传就没有学术的建构，没有学术的建构就无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这一治学理路实际上源自陈平原对前辈学人开创的学术传统与学术规范的选择与坚守。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一直是陈平原关注的焦点之一。梁启超极为重视学术与政治间的关联，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展开论述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之前，梁启超用上、中、下三个部分首先谈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特别注重将学术的衍变置于政治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陈平原也延续了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视角，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陈平原专门论述了胡适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摇摆与选择；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具体论述大学改革、学科改制、课程设计等对于文学教育的影响，等等。这种介入问题的视角既是对传统治学思路的继承，也是对学术发展本质的透彻领悟。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学术自然与权力话语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但这种关联是一种切实的影响，是一种具体的互动。陈平原更为细致地将学术与政治的纠葛呈现于现代学术建立的思想交锋，现代文学发展中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现代述学文体如何在演说中建构等具体问题当中。继承传统，而又保持独立的思考，由学术到政治，再由政治返归到学术，以一种勾连的眼光和思路呈现学术变迁的复杂性，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思想的引领。

此外，陈平原在研究中始终倾注着自己的思想，体现出自己独立与独特的思考，这特别表现为一种“对话”的意识：与晚清对话，与五四对话，与文本对话，在对话中重建历史现场，在对话中反思现实精神，在对话中表达自我立场。在这方面，有两点特别值得强调：

其一，最深入地还原历史现场，又最深切地关注现实精神。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和《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等论著中，陈平原始终强调我们要跟五四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的达成一方面通过充分的考证还原历史现场，从而使得研究具有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始终立足当下，从问题出发，与现实保持紧张密切的关联。什么叫还原历史现场？《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在论述五四运动时甚至对五月四日当天的天气、学生游行的路线、谁是第一个跳进曹宅院子的人等等诸多细节进行了大量详尽的文献考证。什么叫与现实对话？陈平原谈论现代中国学术的建立，从来都不是还原某一个学人、某一个流派的学术思想，而是呈现出一种众声喧哗、新旧并存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为当下学术发展寻求最大范围的可能性。在历史中对话，在现实中还原，陈平原的思想即贯注于这种巨大的张力之中。

其二，在选与不选之间凸显学术态度。陈平原的学术研究之所以立论深远，最根本的在于他对史料的充分占据，常常是一个观点用几则材料反复论述，从正面说，从反面说，从侧面说，而选取哪些材料实际上暗含了论者的思想倾向与学术态度。王瑶先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之时，不选章太炎、刘师培等功底深厚但偏于传统的学者，而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专门论述了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并用一章“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论述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晚清一代学者与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一代学人述学的不同思路，两代学者之间的隔阂，争论之中有批评，批评之中又有传承。既然192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界在学术思路与方法上普遍吸取了胡适的思路，那陈平原为什么还要大篇幅讨论章太炎的学术方法和以章氏为代表的中国古老的述学传统，而且对章氏所谓“门户之见”刻意隐去不谈？正是为了在两相对照中凸显两代知识分子的“合力”，还原晚清至五四学术进路的转向。同样是探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建立，同样是面对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晚清一代学人，王瑶之不选，是为了突出五四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而陈平原之选，则是为了凸显晚清与五四的错综联络，在对话中呈现整体。从根本上来讲，陈平原的治学精神与王瑶先生是相通的，所谓“法从例出”，个案的选择直接彰显了论者独立的眼光、鲜明的立场与深刻的思想。从这一点来看，陈平原学术思想的追求不仅是一种个人治学特点的体现，更是对一种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弘扬。

以谱系的方法建构

我这里所说的“谱系”不是知识谱系，而是思想谱系、治学谱系和精神谱系。所谓“思想谱系”，强调学术体系的独立与完整，以思想介入学术，以思想带动研究；所谓“治学谱系”，强调学术传统的接续与传承，从梁启超、章太炎等晚清大儒，到胡适、鲁迅等现代大家，再到王瑶、唐弢等当代学人，再到陈平原以及新一辈的青年学者，学术根脉始终保持着代代相传并不断更新的态势；所谓“精神谱系”，强调学术品格的厚重与纯粹，在历史文脉的滋养下，重新树立学者应有的价值，重新焕发大学应有的风貌。

近些年来我自己比较关注谱系的理论，以及相关的一些研究问题。在我看来，谱系是一种在研究过程中自觉选择的治学思路，也是几代研究者自觉传承的优良学术传统。研究者对一系列问题的持续关注，往往能够形成自身研究独特的谱系，个人的研究又汇成了学科的谱系，每一位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所一脉相承的精神传统，最终也构成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精神谱系。不同“代际”的研究者，拥有不同的介入历史进程的方式，但每一代人又能够自觉地接续起上一代人研究的“接力棒”，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现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精神谱系。这是对话的基础，也是研究的基石。正是这种谱系，跨越了代际，让每一代学者都深觉内心相通，谱系的存在，使学术研究在学术共同体的基础上，还具有了生命体验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

步入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之变局，学术研究也面临着转型的要求，在近代学术建立的过程中，如何打通中国古代学术与现代学术研究的屏障，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体学术史束缚，实现学术的成功转型和跨越式发展，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在这一过程中，以章太炎、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他们的研究，推动了章节体学术史的建构，实现了近代学术的转型。在建构中国学术史新体系的历程中，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章太炎的《清儒》《汉学论》《释戴》《学隐》《学变》，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周末学术史序》《近世汉学变迁论》《清儒得失论》等论著，都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些著作无一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用新观点、新方法写成的学术史著作，将传统的学术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就学术谈学术，就派系谈派系，而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学术研究，始终蕴含着对整个社会、整个学术发展历程中特定问题的持续关注，因而自然形成了一种前后相承、相互交错的谱系结构，开创了学术史研究的新阶段。

在梁启超之前，学术史研究一直都采用传统的“学案体”，即按照学派来立案记载学术史源流，这种著述方式的优点在于能够“专精”，对各家学派进行详细考察，缺点是缺乏整体性和体系性，学派之间各自为政，很难厘清学派之间的微妙关系、把握各个流派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很难对整个学术史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考量。梁启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这种观点已然蕴含着谱系研究的思路，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改传统模式，首次运用章节体来撰写学术史，并且将儒学以外的学派也纳入考察范围，扩大了学术史研究的横切面，突破以往著作的狭隘格局，为他后来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变迁“历史分期法”同样打破了以往按朝代先后来划分学术史的思路，体现了他独特的治学谱系。受进化论的影响，梁启超认为，学术史分期应当依据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吾欲画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其间时代与时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学术思想有然，即政治史亦莫不然也”。这样一来，中国学术史的分期就有了内在的逻辑关系，而不仅仅以朝代更迭为依据，更具科学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谱系特征。以樊骏为例，他的学人研究就具备一种谱系的特征。无论是评价谁，他总能触类旁通，由此及彼，让读者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关键就在于樊骏深谙谱系的精髓，他的研究既能准确地抓住具体研究对象的个性化特征，同时又能够以更加宏观的眼光将某一学人还原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背景之中，去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某些整体性规律。

陈平原的研究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他的研究视野极为宽广，在文学、历史、教育、社会、心理等多个方面，纵横捭阖，自成一体。他的研究往往能够构成相互关联、互动互补的“谱系”：《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探讨了在晚清与五四的合力下，在中西学术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学术如何完成了现代转型；《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从文学教育入手，兼及学术体系、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最终达成文学史、教育史与学术史的互补与会通；《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则以著述与演说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现代述学文体的演变，并以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为例呈现不同层面述学文体的选择与接受。三部曲三个部分各自独立，分别在现代中国的学术精神、学术制度以及学术文体等不同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推进，但同时又都凝聚在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的中间地带生发、展开，三个维度不可分割又互动互补，共同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范式。他的学术“谱系”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错综复杂的系统，并始终保有着核心驱动力的维系。这种研究领域的变更反映了陈平原学术路径的不断调适以及他不断推新的学术抱负，而在这些领域的转换中始终暗含着一根“文学”的主线。正如陈平原自己所说，“在我研究的背后，还老是有以前做文学研究的底子”，“这个底子决定了我的趣味与方向”。通过研究领域的转换，陈平原从多个不同的视角来反观中国现代文学，这既在方法和视野上拓宽了研究领域，也可以让我们反思学科自身研究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文学相关领域的触类旁通，陈平原以文学为基础打通人文学科各领域间的学术渠道，从而升华到更高的文化层面上来审视中国学术的发展走向，并从中梳理出一种具有可行性的、起到思想引领作用的文化模式，为解决现代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社会思想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

学者的人间情怀

学术史的研究，不光要有深度和广度，同样要有一定的人文情怀。如果说思想体现了深度，谱系体现了广度，那么情怀则体现了一个学者的温度。“情怀”不只是一种朴素的情感，更是一个学者应该特别具有的本质素养。这种素养不仅是个人素质的体现，也是对学术传统的承传，更是一个学者的研究立足点的体现。始终立足于当下，始终不断与前人对话、与今人对话、与历史对话，甚至与未来对话。这种对话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情怀。多年以前，我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黄修己先生谈起他们那一代人做研究，常常有一种“孤往”的精神，这个词令我印象深刻，至今依然对我深有启发。孤往并不是遗世独立，并不是独善其身，是在坚持精神独立的基础上有所坚守、有所憧憬，以更大的热情去关注社会、关注人生，这种精神就是一种情怀，一种对学术的敬畏与热爱，一种知识分子内心自足与自信的体现，一种求真务实、不断创新的动人姿态。

我特别关注陈平原近年来的一些讲话与访谈，他大力提倡大学的精神，大声呼吁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强调独立精神之重要，劝诫学者不要跟风，不要追逐批示之类的东西。在这些方面的频频发声彰显了陈平原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大学老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无论是学人精神、学科体制还是述学文体，陈平原始终延续着“触摸历史”的研究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在其详尽扎实的史料和高屋建瓴的论述中往往蕴含着一种温情的底色、一份炙热的情怀，他一切研究的根本基点和最终指向都落在了“改造社会”这个现实问题上。就如同五四那代人坚持用思想革命来启发民众思想、改造民族精神一样，陈平原以学术来启发当下人的思想，用学术来推动人们以一种更积极、更健康、更主动的方式去思考问题，这才是他情怀中更深层次的东西。在我看来，情怀既是陈平原投身学术的根本诉求，也形成了他学术研究的一种风格。这也不断启示我们在研究中要始终心怀一份虔诚，一份敬畏，要保留一份文人的情怀。

近年来，陈平原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道德底线等问题的关注和阐释，直接表露了一种对于社会和现实人生的关切。当内心深处对当下时弊无可忍受的情感喷薄而出时，作为一名有良知、有道德、有温情的“述学者”，陈平原直面问题并明确指出读书人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这是他的人间情怀，更是他的学人本色。这种学人本色延续到他的学术研究中，即是对规范的恪守与超越。学术史三部曲所讨论的问题非常专深，看似难以打入公众视野并引发广泛讨论，可实际上却与当下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中谈及引用问题，表面上是在考察晚清及五四那代学人“引经据典”的演变过程，实则渗透着对当下学术规范的思考与探讨。回顾历史细节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对现实的观照才是他的落脚点。就如同陈平原“不断与五四对话”一样，对新文化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重构，是因为它更贴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更有可能为国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一份重要的思想资源。

总体来说，思想、谱系与情怀是学术史本身及其研究的三个最核心，也是最鲜明的特点，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往往是从思想的高点出发，在不断深入的过程中自觉呈现出一种谱系，最终指向人间情怀。正是因为既有理性的思考，也有温暖的情怀，研究者才能够自觉地接续并承担了人文社会科学最根本、最宝贵的传统和价值，即用思想引领文化启蒙，用思想引领社会发展。“思想”不是一种所谓纯学术的理念，而是真正地介入历史、介入现实，甚至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精神指向；“谱系”也不仅仅是纵横交错的勾连，而是建构一个完整的、能够不断生发的动态系统；“情怀”也不是一腔热血的瞬间爆发，而是在理性思辨与现实体悟基础上的温润但又异常坚定的期许。

与会专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