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流与回流：创新引擎硅谷要熄火了么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玉渊潭天”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就职演讲那天，在硅谷，一群人欢腾起来。

他们是美国科技巨头的老板们。

就职典礼后，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领英创始人里德·霍夫曼等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了他们对拜登的支持。期盼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兴奋背后，是被称为美国创新引擎的硅谷连续数月的焦虑。

2020年至今，硅谷并不好受。持续的疫情虽然带火了一些线上业态，但也严重干扰了这些企业的正常运转，裁员和失业潮也随之到来。

另一个不可遏制的现象是，加州正在上演**“出硅谷记”**：以惠普为代表的第一代硅谷企业，以及甲骨文、特斯拉等知名公司，都已经宣布将总部搬离硅谷。

硅谷在焦虑什么？

要谈这种焦虑，可以先看看一部叫《硅谷》的美剧。剧中，5个绝顶聪明的程序员与互联网巨头展开商战，而剧中多元化的角色组成更值得瞩目：3个白人，1个印度人，以及1个中国人。

 

这种情况是硅谷人才来源国际化的现实写照，它也是硅谷创新的基因。

但如今，这种基因正在改变。

连美国新任政府，也在为此焦虑。

当地时间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就职，当天，拜登就签署了17道行政命令，行动中透着急迫。

同天，白宫办公厅主任罗恩·克莱因，在收到总统命令之后，立马发布了一项备忘录，内容主要是对即将采取的政府行动进行审查。

翻译下这个**“即将采取的政府行动”。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上届美国政府已经确定，但还没开始生效的法规**。

备忘录内容显示：美国政府考虑将已经发布但尚未生效的法规的生效日期推迟到本备忘录之日起60天。法规中，包含了一份关于移民的规则——《加强H-1B非移民签证分类计划》。

“H-1B”是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主要发放给美国公司雇佣的有专业技能的外国籍员工，如果没有H-1B签证，不少外国专业人才将不能在美国工作。

一天后，美国劳工部开始行动，撤销了《规则》中的两个政策。

拜登的焦急，早有迹象。

早在大选期间，拜登便一直强调会将移民政策列为其**“上任第一天”的优先事项之一，并表示他可以使用行政权力**来扭转上届政府的决定。

拜登之举为何？

最心满意足的应该是硅谷的科技公司们。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大型科技公司及其员工成为了拜登竞选的最大捐赠者。

“美国响应政治中心”，是美国金钱政治研究中影响力最大，资料最全的公益数据库，据它统计，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微软、亚马逊、苹果和脸书在2020年拜登竞选委员会的前七名捐赠者中占五位。

光是在9月初至10月15日的45天时间里，脸书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及其他支持者就给民主党捐赠了6600万美元的资金。

相比于2016年，大型科技公司员工给予民主党的捐款从850万美元增长至1400万美元，涨幅近70%。风投资本家和软件工程师的捐款也增加了两倍。

他们为什么这样踊跃？这和硅谷的隐忧有关。

拜登撤销的政策，恰恰是悬在硅谷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去年10月6日，美国政府颁布了《加强H-1B非移民签证分类计划最终规则》，其中关键一项是提高签证申请的门槛，针对入门级工作人员，把获取签证资格所对应的工资水平从目前的第17个百分位提高到职业类别的第45个百分位，对最高技能劳工的工资要求将从 67％提高到 95％。

10月29日，又增加了一项优先向薪资最高岗位发放H-1B签证的提议。

移民进入硅谷工作，更难了。

某大型社交平台公司的广告算法工程师小飞认为：

“简直是灭顶之灾。”

他的担心很现实，根据一家美国移民信息网站对2019财年H-1B签证持有者的统计数据，“计算机相关”职业占H-1B签证申请数量的65%。

而在申请H-1B签证最多的10家企业当中，有7家都是全球领跑的科技公司，包括亚马逊、微软、脸书、谷歌、苹果、IBM等。

这其中，6家都在硅谷起家。

从某种程度来说，受移民政策影响最大的，正是硅谷。硅谷某大型电子商务企业的程序员雨时告诉谭主：

他所在的团队一共有21人。白人有5个，只有三个是美国本土白人，另外两个人都是东欧和中东移民。其余成员均为持工作签证的印度人和中国人。

而小飞所在的团队几乎全是中国人。这家公司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员工是中国人。

在大多数人的常识中，美国的理工科教育为世界顶尖水平。在2020的THE世界大学工程与技术类学科排名中，前10有7所美国高校。在计算机学科排名中，前10有6所美国高校。

既然美国拥有顶尖的理工科教育，那为什么作为美国科技创业中心的硅谷还如此依赖外籍人才？

这，还要从“STEM”教育说起。

STEM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被美国广泛用于对理工科人才的统称。

这个概念由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于1986年首次提出，时间很早。

相对应的，STEM教育在美国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

小飞告诉谭主，这和美国社会的文化有关。

他发现，技术人才在美国人的社交观念中常常与“书呆子”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而那些具有艺术、体育特长或者社会资源丰富的人在社交生活中往往更受美国人推崇。

这种价值观自然会对美国本土学生的专业规划产生影响。

根据美国媒体统计，纽约大学坦顿工程学院大约80%的研究生是国际生。而在杜克大学，物理科学和工程硕士学位约有**79.7%**都是国际学生。

再看高学历人群，所有美国STEM专业研究生中，55%是国际学生。而在博士生中，大概是60%以上是海外学生。

很明****显，理工科并不是美国本土学生的首选。

但这就造成了一个客观结果，不单是美国科技界的大量就业岗位，连人才的源头——高等院校，主要都由外籍学生来支撑。

这种现状，美国也曾多次下猛药改变。

从国家层面，美国非常重视理工科教育。

每隔几年，美国就要出台一系列重磅政策扶持理工科基础阶段的教育，但效果如何？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PISA”的测试结果。

世界范围内，衡量STEM能力的最重要基准之一是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每隔三年，它会对各国15岁以下人群的阅读能力，数学和科学素养以及其他关键技能进行测试。

最新的PISA结果可追溯到2018年。在数学方面，美国连前二十名都没进，其他科目的排名也不上不下。

成绩糟糕，对师资水平的信心也不足。

一项对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成员的调查发现，只有**16％**的人认为美国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理工科教育是高于平均水平的。

相比之下，有**4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理工科教育低于平均水平。

很明显，美国本土并不缺乏顶尖的大学，缺的是一支能够将好的想法落地的工程师群体和基础教育系统。

理工科基础教育的缺陷，似乎并没有对美国科技优势造成明显影响。

为什么？这就要从美国移民国家和种族熔炉的属性说起。

美国靠着人才流动，几乎吃到了每一轮科技进步的红利。

19世纪末至一战期间，欧洲正在战乱，美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

对于一些科技人员而言，一个和平与安全的环境至关重要，远离战场的美国是个理想的目的地。

于是，美国坐收了战争带来的渔翁之利。

虽然从总量上看，这个年代的美国移民流入量处于谷底。1941到1945年间，美国入境移民不过17.1万人，是1820年美国统计外来移民以来的低谷时期。

但由于战争，美国成为接受犹太知识难民最多的国家。

1933到1941年间，仅来自德国、奥地利的犹太难民就达104098人，他们当中的7.3 %，即7622人属于知识难民，其中有1090人是科学家。

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等人均为那个时期赴美的德国犹太人科学家。

德国，曾是世界上科技最为发达的地区。

战后，美国对外国科技人才的争夺还在继续，许多手法并不光彩。

4000多名德国科学家被当作**“战利品”**，陆续迁移到美国。

对其他盟友的科技人才，美国也不手软，但更偏向用制度性手段。

美国国会《1952年外来移民与国籍法》的颁布，降低了单一国家移民比例限制，特别的是，新增了特殊工作技能优先类别，欧洲各国的科技人才开始大量流入美国。

二战之后的20年间，入境美国的技术移民达到37万人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入境的科技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增速快于总体增幅。例如，1956—1966年，技术移民总体增长了58%，其中有不少人流入了航天、军工和汽车领域。

这些人一起促成了美国工业大繁荣的年代。

理解这种繁荣与移民的关系，可以从一座代表城市底特律说起。

长期研究底特律发展历史的底特律本地人库特·梅茨格表示：底特律曾经是美国仅次于芝加哥和纽约的第三大移民定居点：

“在1930年，在底特律出生的外国人就已经占人口的近30％。”

此后的40年，潮水流动不止。移民一直在激增，人群构成也更加多样化。

 “我们开始看到大量来自伊拉克的人，来自黎巴嫩和中东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来自中国台湾、印度、菲律宾、阿尔巴尼亚、波多黎各的人。”

也正是在这期间，底特律成为了世界汽车工业之都，成了美国第一个铺设水泥公路和高速公路，第一个安装城市交通信号灯系统的城市。

国际化的人口组成和技术革命合流，某种程度上而言，底特律有点像20世纪版的“硅谷”。

上世纪中叶，以底特律为代表的美国汽车业，一度为美国提供了高达1330万个就业岗位，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

后来，亚洲汽车产业与电子产业崛起，底特律受到重大冲击，开始走下坡路，美国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大工业时代产生的中产阶级逐渐萎缩。

但来自各国的技术移民还在继续增加，这时候他们的目光转向迅速发展的硅谷。

奠定早期硅谷发展基础的仙童半导体公司的8位创始人中，2个是欧洲白人移民。

但到了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工科人才队伍涌入美国。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数据，光是在2016年，中国就有约470万STEM毕业生，印度有260万新的STEM毕业生，而美国只有56.8万人。

全球化让生产要素得以自由流动，大量人才也得以自由流动。

这带来了什么结果呢？

2017年，硅谷竞争力与创新项目的一份报告发现，旧金山湾区**57%**的科技劳动力出生在美国之外，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印度人和中国人。

外籍移民已经显著改变了硅谷的种族分布。数据显示，在1995年，硅谷的白人人口占总人口的54%。到2013年，白人只占硅谷总人口的36%，亚裔比例上升到了31%。

硅谷成于流动，必然会衰于断流。

当美国开始自行设置藩篱，导致外部人才输入受阻，问题自然将浮上水面。

不止如此，随着中国，印度国内的创业大潮涌起，硅谷已经不再是外籍程序员们唯一的选择。

其中，申请绿卡是一个现实问题，某科技巨头企业的算法工程师小飞谈了他的观察：

印度人的排期特别长，中国人一般是七八年后，就能拿到美国绿卡，但是对印度人，通常情况下是要20年。

一面是巨大的时间和机会成本，另一面是祖国快速发展创造的机遇，人才流动的走向逐渐有改变的趋势。

这也就有了硅谷的焦虑和迎接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兴奋，只不过，这种兴奋可能来得有些早了。

 

纵观美国历史，曾经繁荣的产业中心走向衰落的案例并不在少数：五大湖区的整体衰落，底特律走向萧条……这都并没有动摇美国的国本。

但硅谷之于美国的意义，不仅仅是个创新产业集群。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

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

这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也会给整个体系带来一些变革。

因此，无论是上个世纪的底特律，还是本世纪的硅谷，它们身为两个时代技术革命的象征地之一，其之于美国的意义，也许超越了其本身直接带来的经济利益。

底特律的汽车产业让美国的黑人中产阶级得以产生和成长。

华盛顿智库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约翰·施密特说：

“在20世纪70年代末，汽车业是黑人中产阶级的引擎，这些工作对当时的黑人来说是最好的工作，是阶级流动的顶峰。”

而硅谷让华人和印度新移民也能成为美国中产，甚至是超越中产阶级的存在。微软的首席执行官纳德拉、谷歌的皮查伊、原微软执行副总裁陆奇都是其中代表。

这批**“新晋”**中产阶级的壮大离不开硅谷这个创新“发动机”的动力，同样离不开这一动力的还有美国的经济。

到了今年，受到疫情冲击的美国经济亟待走出低迷。

这时，更需要硅谷这个创新**“发动机”**的带动。但如今，这个发动机的零件恐怕有些松动。

一方面，受到上届美国政府移民政策的影响，硅谷海外人才流入的趋势正在改变。

另一方面，一些现实问题也让许多人纷纷离开硅谷。

谭主在硅谷某大型电商平台公司的朋友就处于纠结的状态，由于硅谷高昂的房价，他希望搬到美国其他便宜一点的地区居住。

而让许多人更加不能忍受的是税收政策改革带来的影响，上届美国政府的税收改革给最富有的人减了税，但是却对中产阶级不怎么友好，这其中对于硅谷的影响又更加突出。

谭主和一位在硅谷互联网巨头工作的朋友聊了一下，他说税改之前，房产税可以抵扣一部分个人所得税，比如交了2万房产税，那就有2万的收入不用交税了，然而税改之后这样的抵扣优惠被取消了。

也就是说，房价越贵，房产税越多，这项优惠政策取消的影响就越大。

而近年来，硅谷和周边地区的房价一直在走高，在全美范围内都是比较突出的，一边是高房价，一边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双重压力下让许多人不堪重负，不得不离开硅谷。

有不少在硅谷工作的人都定居在附近的旧金山，美国邮政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仅在去年3月到11月间，旧金山就有9万名居民将邮政地址变更到了旧金山之外。按照2019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核算，这几乎占到了旧金山总人口的10%。

硅谷的集聚效应也遭到削弱，而这正是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的一个根基。

很明显，不仅仅是流向硅谷这条**“大河”**的溪流正在断流、回流、改道；“大河”本身也在不断地蒸发，水位不断下降。而河底的淤泥正在增加，河床不断地被抬升。

与其说硅谷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如说是美国阶级流动的“推动器”。**

当这个“推动器”逐渐失效，美国的阶级流动停滞，两极分化的撕裂注定会愈演愈烈，拜登政府焦急地推动移民等政策改革也正是看到了其中的危机。

这一波危机，硅谷乃至美国也许都能挺过，但是下一波呢？

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