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深度】中西方抗疫“反差”，背后到底是什么？

【环球时报记者白云怡 范凌志 陈青青 刘欣 王雯雯】编者按：上周，在以“群体免疫”方式抗击新冠疫情著称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罕见发声，承认本国政策“失败”。年关将至，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欧美更是迎来“大考”：法国总统突然确诊，德国总理哽咽着请求民众减少外出，英国紧急宣布封城，美国18日以日增超40万病例再度刷新全球纪录。约9个月前，当中国成功遏制住疫情时，没人能想到剧情接下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会这样上演。到底该如何抗疫，争论一直存在，这很正常，但对于中国显而易见的抗疫成果，西方一些人却至今没有勇气认可，反而频频用“威权政府”“举国体制”“剥夺自由”等带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评头论足。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究有效抗疫之道，思考危机下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的关系，反思西方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毕竟，傲慢与偏见带来的代价是如此沉重，以至于愈发难以承受。

张莉的回忆，玛丽莎的悲伤

2020年中秋节的晚上，武汉人张莉正在餐桌与厨房间忙碌着。她把香肠、腊肉一盘盘地端上桌，而在桌边，丈夫与孩子正在闲聊，欣赏她白天在户外拍摄的照片。自春天张莉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后，这样普通的场景已一度很久不曾出现。“经历了死亡边缘的挣扎，经历了封城、隔离，如今我能在户外散散步，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和家人一起过节、吃顿团圆饭，就已经很快乐、很知足。”张莉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而远在大洋彼岸，美国人玛丽莎·斯奇比利亚的感恩节却笼罩着悲伤的灰色：她的父亲因新冠肺炎而离世，再不能和家人分享火鸡与南瓜馅饼。“在我们的餐桌上，他的位置从此将永远空空如也。”玛丽莎对着CNN的镜头讲述道，“我情愿余生的每一刻都戴着口罩，假如这能让我的父亲回来。”

拥有类似经历的张莉和玛丽莎有千千万万，而她们背后是中美抗疫截然不同的路径。张莉直面新冠病毒的一刻，正是除夕夜。那天下班后，她有些发烧，但直到进医院前，她都不相信新闻里反复提到的那种病毒会跟自己有瓜葛。而医院里人山人海的场景也吓到了她：“有的老人甚至抱着被子来，以便在漫长的等待期间可以找地方躺一躺。”

那段日子是艰难而慌乱的。由于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张莉暂时无法住院，只能在自家一个空房子里自我隔离。“那是32楼的一处房子，上下几层都没有人住。一到夜晚，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我一个人。”她回忆道。最绝望的是一天晚上，张莉发烧到39摄氏度，打电话叫救护车，却被告知前面有超过500人在等待。当时，她设想了最坏的结局，甚至写下一封遗书，随时准备发给自己最好的朋友。“我没有发给爱人和孩子，是因为怕他们无法接受。”她说。

好在转机很快到来。2月8日，张莉在电视上看到，武汉开始建设方舱医院。不久，她和其他十几名患者一起被接到武汉体育中心改建的方舱医院。“我记得那天武汉飘起了雪花，但却是我心里最踏实的一天。”这名武汉女子回忆说，最让她感动的是那里的医护人员——为了不浪费珍贵的防护服，他们每天超过十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有的护士甚至穿着尿不湿照顾病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是上半年在抗疫一线战斗过的医生。他对《环球时报》记者总结说，要切断传染源，仅靠医院是做不到的，防治传染病需要行政力量的强力干预。他说，武汉最初也采取居家隔离模式，但很快发现无法切断传染链条，于是开始严格封锁、禁止出门，后来又建了方舱医院。三四月份时武汉新增病例大幅度下降，要归功于“没有任何死角的管理”。“当时的管理非常严格，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严酷的。但这又是必须做的。”

有观点称，中国的抗疫模式是一种威权政府行事方式，无法为民主国家所模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纽约时报》11月的一篇文章称，中国所代表的严格管理和科学支持的方法在韩国、日本、新西兰等民主国家被证明行之有效。不过，该文同时用“极端共产主义模式”来形容，称前述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自由。

事实上，在武汉的疫情得到控制后，当其他地方再度出现少量感染病例时，中国的应对方法立即调整为迅速的大规模检测外加通过手机和软件追踪，以便及时发现并隔离感染源，进而使各地的感染率控制在接近零的水平。像今年年初那样的大规模封锁，之后再未出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很快恢复正常。

“我很高兴现在在中国可以放心地出门吃饭、逛街、见朋友。我也不认为戴口罩、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是对自由的限制。”张莉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她认为个人自由和对社会集体的责任应该是相伴相生的。

听美国人谈“自由”与“责任”

与中国为遏制病毒传播采取的声势浩大的行动不同，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直把保持经济开放作为首要任务，被认为在实质上放弃了对疫情传播的控制。然而，事情并未沿着美国决策者预想的轨道发展下去：美国不仅成为全世界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经济增长也不理想。据路透社援引102位分析师的调查，今年美国经济料将萎缩3.6%。

眼下，圣诞将至，许多美国人心头依然蒙着一层阴影。科罗拉多州的凯蒂·斯托达德还记得父亲最拿手的节日食品——青菜玉米布丁，但今年她吃不到了，因为老斯托达德今年4月在感染新冠肺炎住院一周后病亡。“一切都太快，出乎我们的意料，”凯蒂对美国媒体说，“当时，我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场疫情的）严重性。”

凯蒂还记得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只能通过一名护士拿着的手机与父亲说“再见”。她的母亲更痛苦和艰难，她原本计划和老斯托达德在感恩节庆祝结婚纪念日。“所以，现在每当看到有人还不把病毒当回事，我就非常生气。因为你影响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健康，还有别人的。”凯蒂说。

无奈的是，一条条生命的离开以及经济的下滑，依然未换来预想中的自由。比起凯蒂，在洛杉矶居住的电影制片人格林沃尔德算是幸运者，他和家人的感恩节晚餐在户外进行。“食物依然美味，氛围却怪异凄凉，”格林沃尔德说，太阳落山后，气温很低，但一家人只能待在户外，只为减少传染概率。“我们相互之间都离得很远，用消毒剂擦了无数遍桌椅，每个人像吃自助餐那样只端自己那份饭菜。”他对《环球时报》记者描述道。

可惜的是，并非所有美国人都像格林沃尔德这样遵守防疫规定，这也引发人们对“节日季”之后病例再度大幅增加的担忧。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尽管美国疾控中心已劝说人们不要在节日期间旅行或集会，仍有超过300万美国人预计将在圣诞节期间乘飞机出行。

“很多美国人把自由定义为‘有权做出个人选择，而不是由政府或其他机构告诉我们该怎样做’。在这场危机中，这种观点并没有为我们的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它非常短视……在这场疫情中，我们完全缺乏国家层面的领导。”格林沃尔德说，“我认为，自由也意味着同时要为整个社会的安全承担一系列道德责任。可悲的是，这并不是今年以来美国人普遍的价值观。”

“在中国，人们如今可以自由出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美国人被告知，中国人现在享有的自由是以服从一套严苛公共卫生政策为代价的，只有‘威权政府’才会制定此类政策。”11月下旬，美国研究中国公共卫生的学者艾拉娜·尤瑞斯基撰文总结说，实际上，中国击败新冠病毒靠的是科学和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这离不开中国经历过类似疫情的经验。

公共卫生专家黄严忠认为，中国自身的举国体制和强大动员力，再加上对专业人士意见的尊重，是抗疫效果好的重要原因。“至少在新冠病毒的应对上，是很需要这样一种‘中央政府统一决策、各个部门互相协调’的机制的。”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中国怎么做都是错？西方的“悖论”

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中美不同抗疫路径折射出的是两国迥异的治理模式和社会权力格局，因此，中国对疫情的成功控制也自然而然地让国民产生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大多数美国学者则认为，是特朗普政府的无能，而非某种制度上的缺陷，才导致美国今天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把美国当前的困境仅归咎于特朗普政府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们已经累积了很久。”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马凯硕此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美国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暴露的问题或许可以在上世纪的“里根-撒切尔革命”找到根源，美国的关键政府机构和专业机构被严重削弱，导致处理社会危机和健康危机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正如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所写的那样——‘政府正缓慢而痛苦地脱水——政客们只对贬损各个机构有兴趣，而不寻求将它们现代化。官僚程序庞杂烦琐，公众看到了自身利益与精英群体利益之间的巨大差距……’”

“把一切都归结为制度未免太简单化。不是所有的威权主义（国家）都比民主国家更成功。”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表现糟糕，是由于疫情成为过去四年美国政治体系严重缺乏领导能力的一次“大考”。他认为，当拜登政府采取更积极明确的抗疫策略，并辅以疫苗的帮助，美国有望在未来6个月内控制住疫情。

不管怎样，人类与病毒的这场战争还远远未到结束的时候，中美两国在这一维度上的“各自表现”也在继续。“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包括疫苗竞赛，是一场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竞争，它包含了这一名词所暗示的所有元素——包括两个都不想打仗的国家可能进入一场灾难性战争的风险。”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这场不同制度间的竞争，以及它对美国将在世界上所处位置的影响，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美国陷入了困境，再多言辞也无法掩盖这一点，”艾利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然而，从历史上来看，民主国家一贯对挑战反应迟钝，尤其是美国。但一旦它们的注意力集中了，反应就可以非常强大。”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看来，新冠疫情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以前主要是国际体系问题，现在更多体现为体制、文化，它们在影响中国的形象与竞争力。“我注意到一个‘中国悖论’现象的存在，比如把中美对疫情的应对倒个个儿，即如果中国上千万人确诊感染、几十万人死亡，会有什么样的反响？西方肯定会说中国不重视人权。现在中国疫情应对的好，他们又说这不算什么，是举国体制的作用。”王义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反正对他们来说，中国什么都是‘体制的问题’，美国什么都是‘特朗普的问题’。”

王义桅表示，这种“中国悖论”在其他方面，包括全球化造成的问题上也有体现。他认为，无论从宗教、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还是文化与个人思维观念看，在这个从工业化向数字化转变的时代，西方有点不适应了，一些人拼命指责中国，表面是“中国悖论”，实际上是“西方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