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瘤”壮大、阶层裂变、政府失能……愤怒的美国靠什么自愈？
如果说，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使国际社会猛然意识到，美国社会分裂程度被严重低估，那么，2020年美国大选则让整个世界开始怀疑：一个如此分裂的美国还能否愈合？
2020年11月5日，警察在美国华盛顿白宫附近警戒。图|新华社
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怎样一步步将美国社会撕裂至此？
双脚踏在世界最大经济体土地上的美国人，为何对自身生存状况感到如此不满、愤怒，甚至绝望？
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曾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制度“自我修复能力”还能否发挥作用？
文 | 柯静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编辑 | 李雪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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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和分配不平等
大选过去已一月有余，国会两党就大选结果的合宪性分歧仍然严重，近四成美国民众认为特朗普不应承认败选，成千上万的特朗普支持者仍在各地举行抗议集会，甚至有17个州加入德州诉讼，指控四大摇摆州的选举过程违宪。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德州动议理据不足为由拒绝受理这一诉讼，使得特朗普试图通过司法程序推翻大选结果的前景愈发渺茫。
然而，引发本次大选僵持不下的根源却远未消止——国民阶层分裂，已然成为扎在美国人心头软肉上的芒刺，将在今后每一个与己利益攸关的问题上引爆对立和争端，尤其是在经济衰退和分配不平等未得到改善的情况下。
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实际GDP同比增长2.3%，GDP总量达21.4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为24.75%。
从份额来看，并无明显变化，美国仍大幅领先其他国家；然而，与二战后30年间年均3.7%的增速相比，1980-2019年间降至2.7%的年均增速表明，美国经济正处于下滑区间。
随之而来的，还有美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以及资本总体回报率的下降。2010-2016年间，美国平均总投资占GDP的比重OECD国家平均值低9个百分点左右。相较OECD中表现较好的加拿大，差距高达20个百分点！
2020年6月18日，人们在美国肯塔基州法兰克福排队等待就业中心开门。
在此过程中，美国劳动者获得的收益比例持续下降。1980-2019年间，美国劳动收入占比从75%跌至60%以下。剔除通胀因素，底层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与60年前大致持平。
让人更加惊讶的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2014年开始，由于工作年龄段人群死亡率的明显上升，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曲线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偏离了其他富裕国家的发展方向。藏在这些数据背后的“元凶”，是自杀、药物过量使用和疾病，是在经济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进程中为数众多的、被日益边缘化的美国民众中弥漫着的深深的绝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占人口总数1%的精英阶层身份和地位的固化和占有财富额度的持续攀升。1965年，美国最大350家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收入，是美国人均收入的20倍；到2018年，前者飙至720万美元，达到后者278倍！
美国贫富差距已扩大至19世纪末“镀金时代”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正在步入“1%的社会”——巨额财富只在一个小圈子里积累、流转。被排除在外的，是被剥削严重的普通劳动者和消费者、是被阻滞的社会流动性、是停滞不前的民众生活水平，是未能整体增进的国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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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刻意扭曲的真相
在一些别有用心之政客的故意误导下，不少民众将这个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于是，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大幅升温，成为抵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力量，移民、工作外包、进口竞争，引发强烈关注，矛盾和仇恨情绪在整个社会蔓延。
那么，上述理由真的是导致劳工阶层工资停滞的根源吗？以移民为例，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在其新作《好的经济学》一书中简单有力地给出了答案：
“近几十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当以10年以上的时间来度量时，移民对本地人工资的影响非常小，这与新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1997年的发现基本一致。”
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整体生产率的提升、贸易自由化背后的比较优势理论及其给美国部分群体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增益也表明，全球化和科技变革本身本不应被视为问题的根源。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能使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的“蛋糕“究竟能做多大？如何尽可能让更多民众跟上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否在更广范围的民众之间进行公平分配？
对此，在回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历史之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对于整体生产率的增长和一国内与各国间不平等的削减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推动更进一步平等的主要力量仍是知识和技能的扩散。
显然，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政府的决策出现了偏离，导致市场力量不断集中。拥有经济权力的人借此攫取巨大超额利润，并将触角伸向政治权力，以巩固这一畸形的获利体系，削弱了创新和竞争水平，阻碍了知识和技术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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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的反垄断法滋养“毒瘤”
对于市场来说，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无疑是一个“毒瘤”。它削弱市场竞争水平，妨碍经济增长效率，排挤能够创造财富和提升整体国民福利的经济活动，给社会带来长久的负面影响。
【注：市场势力，也称市场权力，是指卖方或买方不适当地影响商品价格的能力。对于卖方来说，市场势力也就是卖方的垄断倾向。它是指一个人（或一小群人）不适当地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
在如今的美国，这一问题日益凸显。在1997-2012年间，有75%的行业出现市场集中度上升的情形。据估计，2016年标普500指数覆盖的企业，其中的28家企业贡献了全体企业利润的50%。数据反映了市场集中度的持续攀升，拥有强大市场势力的企业更有可能哄抬价格，拥有更大的攫取超额利润的能力。
对于这一现象，从理论上来说，政府必须限制市场势力的蔓延，努力恢复正常竞争水平。而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面临此类问题——19世纪后期，美国曾遭遇市场垄断加剧和不平等扩大的状况。为解决问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国会陆续出台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等系列立法，从而限制市场势力的扩张，打击企业滥用市场势力的行为。
然而，在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看来，经济本身就具有竞争属性，政府不必过于担心垄断，并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是没有必要的，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
不幸的是，芝加哥经济学派对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影响美国法院关于反垄断问题的理念和立场。任何主张企业从事反竞争行为的个人必须承担沉重的举证责任，通常需要证明被告企业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然而，现实是部分拥有庞大市场势力的企业未必在特定领域占据绝对市场份额。以亚马逊公司为例，根据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emarketer的最新预测数据，2020年亚马逊电商市场份额或从2019年的37.0%提高到38.0%，继续保持美国零售电子商务市场第一的位置。然而，即便如此，它在美国零售支出总额中所占比例大致为6%左右。除了在图书领域，亚马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之外，在服装、食品杂货等零售领域，市场份额并不突出。也因此，亚马逊在这些市场份额似乎并不大的领域进行收购业务，很难被认定为构成垄断。
时至今日，美国反垄断法的重点仍在于通过恶意兼并和收购来创造市场势力的行为，主要关注横向合并也即同行业中生产工艺、产品、劳务相同或接近的两个以上企业的合并，这种合并直接减少甚至完全消灭市场中的其他竞争者，削弱市场有效竞争水平。然而，却对纵向合并也即处于生产经营不同阶段但具有前后联系的两个以上企业的合并，关注度远远不够。事实上，纵向合并也可能会使一体化企业在经营的某个阶段拥有垄断力量，得以对最终产品市场实行掠夺性定价。
同时，法院过于偏重从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福利来分析对竞争的影响，这种短视，使得美国反垄断制度始终未能跟上美国经济和技术的前进步伐，使市场集中度得以不断攀升。例如亚马逊放弃短期商业利润，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维持运营，可能会被法院视为提高了消费者福利，却并未注意一旦排挤出竞争对手，提高了自身市场势力，它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便开始实行掠夺性定价，给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福利带来更加长期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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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加剧垄断
反垄断制度尚未与时俱进，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开始大力助长市场势力。
大数据使得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公司轻而易举地掌握个人信息，通过相关算法，洞悉客户的需求、欲望和情感，从而准确推测每个人的偏好。在此基础上，这些公司不仅可以设计出更加吸引用户的产品，引导潜在客户进行消费，甚至可以判断不同客户为相同产品愿意支付的心理价格区间。拥有数据的平台开始恣意地利用这一资源。
2020年11月10日，在对亚马逊欧洲市场8000万笔交易和1亿件商品进行采样分析后，欧盟初步认定，亚马逊平台上第三方卖家的实时交易数据会被反馈到其零售业务算法中。基于这些算法，亚马逊做出推出何种新产品、如何定价和管理存货、选定最优供货商的决定。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韦斯塔格表示，利用这些数据，亚马逊得以销售最畅销的产品，使第三方卖家边缘化，并限制后者的发展能力。
全球最大办公用品公司美国史泰博公司（Staples）依据特定区域居民住所附近是否有与其类型相同的商店，对产品价格进行定位——若某一地区没有同类商店，则会对订单收取更高费用。
在这种格局下，那些无法获取数据的企业，将毫无疑问地落于劣势。
可惜的是，当美国数字巨头在欧盟屡遭竞争政策干预时，美国反垄断执法未能如欧盟那样将政治和社会因素纳入考虑并及时做出调整，依然偏重于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
除此之外，较美国而言，欧盟对个人数据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保护。美国在这一执法领域的不足，导致其科技行业利用数据获取市场势力的现象迄今未能得到有效缓解。
后果可想而知：当企业可以利用数据轻易垄断利润时，自然会削弱其扩大生产投入和进行创新的动力，而倾向于将精力更多投放在巩固市场势力。与此同时，垄断者的市场势力会对那些普通私人企业的市场进入及其利润回报率造成排挤效应，从而遏制社会整体的私人投资规模。
长此以往，垄断利润的增长必然会低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利润增长，中小企业、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都会在此过程中受到伤害，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2020年4月28日，行人从美国纽约华尔街铜牛旁走过。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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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金融化的负面影响
1836年，“华尔街”一词开始代表纽约资本市场。到南北战争结束之际，它已经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代名词，与美国经济的现代特征相伴相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时，它逐渐象征着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巨人的崛起。
在当时全部的54家上市公司中，有36家铁路公司、5家煤矿企业、4家电报公司、4家邮政公司、3家矿业公司、1家蒸汽船公司和1家地产公司。工业股票一度成为华尔街的主体，而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在同一时期成为世界经济史中的重要篇章。在此进程中，美国工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华尔街的融资。
然而，19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逐渐偏离中介职能——将居民储蓄从家庭转移至利用率最高的企业，转向能够迅速产生收益的短期项目。每天数以万计的货币交易和每年以数万亿为单位级别的衍生品交易总额，将不断上升的世界贸易份额押注在越来越无意义的总量波动之上，庞大的利润份额不断流入金融部门的关联交易，金融机构则忙于从货币价值的剧烈波动和资金转移的过程中赚取收益。
英国知名政治家、经济学家阿代尔·特纳勋爵在其《债务与魔鬼》一书中提到：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十年里，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的体量越来越大。其占美国和英国经济的比重，在1950年至21世纪初增长了3倍。”
出人意料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并未让美国银行系统吸取多少教训，银行部门依然在发放抵押贷款攫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尽可能地让政府来承担不良贷款带来的风险。这让人不得不产生怀疑：“大而不能倒”所引发的道德风险，终会在未来某一个时刻对人性的贪婪进行清算。
对于一味逐利的企业来说，在宽松货币政策之下近乎于免费的资本，使节约劳动力成为更具吸引力的选择，于是，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金融部门，而非实体经济。
2010-2015年间，美联储创造的货币中大约有62%通过银行系统流向了财政部。剩下的部分中，超出65%流向了少数大公司。2007-2016年间，流向小企业的贷款比例从30.1%下降至18.5%。同时，初创企业的种子期投资也在逐步下降。
在这种大环境下，小企业生存空间愈发狭小，能够吸纳的就业规模持续萎缩，工人的生存环境日益艰难。
与这一现象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银行业从业人员薪资并未受到明显影响。CNN报道指出，从2000年6月到2007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获取了2.2万亿美元的奖金。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期间，据推测，这一数字飙升至5万亿美元。要知道，这一时期美国失业率已超过10%。
过度金融化带来的恶果远不止于此。实体经济的增长和科技创新，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国家对基础研究机构的资助，依赖相当规模的资本投入，需要长期、稳定的规划和政策支持。缺乏这些，必然会出现生产率和就业的停滞、经济的衰退以及创新水平的削弱。
1970年代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相对于资本（利润）逐渐下降，便是美国经济逐步脱实向虚造成的后果，也是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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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多方面决策的失能
代际流动性不断下降是经济不平等恶化的重要表现。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美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正在经历严重阻塞。在1960年代后，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孩子，只有30%的可能跻身于中产阶级，跻身于前20%高收入群体的可能性不到5%。
在诸多影响社会流动性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政策领域中，教育和医疗体制尤其重要。
美国国会曾称，在教育方面每投入1美元，即可获得7美元的回报。然而，这些年来，美国对该问题显然不那么重视。一份OECD年度教育指标报告显示，2010-2014年，美国在中小学教育上的总支出下降了3%，人均教育支出下降了4%。同一时期，OECD35个国家的教育支出人均增长5%，其中英国增长32%，葡萄牙增长27%。
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生产越来越依赖复杂的技术，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教育的溢价明显，与此相对应的是低教育水平人群的机会匮乏。有数据表明，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在美国近1600万个新增工作岗位中，提供给无学士学位者的只有300万个，针对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工作岗位仅有5.5万个。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美国代价昂贵的医疗体制。与普遍承认医疗保健是基本人权的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步履缓慢。二战前，美国实行工资管制制度，雇主不能随意提高工资，因此另辟蹊径，通过提供医疗保险等福利来吸引好的人才。美国企业逐渐承担起雇员的医疗保险责任。
二战后，美国原本有机会成为第一个现代福利国家。这一时期，因南方民主党参议员的反对，杜鲁门总统试图推行全国医疗保险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1970年代后，美国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国外竞争以及医疗费用的急剧上升，便逐渐通过401K计划将保险责任转嫁至企业员工，导致美国社会保障网中私人出资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注：401K计划是指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新增的第401条K项条款的规定，是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美国诸多雇主首选的社会保障计划。】
另外，制药企业说服政府不断提升药品价格、延长专利和许可期限，并千方百计地阻止仿制药品进入市场。这种做法在压缩患者可支配收入、让民众更加不堪重负的同时，更有利于位于金字塔顶端人群的财富积累。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国内法律制度中知识产权条款的设计以及新一代国际贸易协定中的相关规定，大大加剧了这重矛盾。例如，原TPP中生物药品数据的强保护条款，便是将药企的利益置于生命、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增长之上。
以上事实，均充分反映了自由市场的局限性——单靠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政府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确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加大对教育、基础研究机构的投入，打造充分、有效的社会保障网络，让更多民众能够分享经济繁荣带来的果实。
然而，现实却是：美国早已走上一条少数人依靠经济权力集中来扭曲财富公平分配以攫取超额利润的道路。要想改变游戏规则，必须得到政治力量的支持。然而，掌握经济权力的既得利益群体不断花大价钱对政府进行强有力的游说，借此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地盘”。
以谷歌为例，2006年之前，它尚未支出多少游说费用；到2018年，其游说支出已高达2120万美元，刷新了自己在2012年创下的1822万美元的纪录。谷歌表示，公司在2018年度第四季度展开的游说领域涉及搜索技术、刑事司法改革、国际税改。不难看出，其游说的重点在于希望政府能够维持较低的税赋，保障其市场势力。
总而言之，只要垄断者利用市场势力攫取超额利润的弊端未被终结，美国经济体制不平等的根源就将始终存在，中小企业、消费者、劳动者的利益仍会遭受损害，美国国民阶层的分裂就难以愈合。若不能通过渐次的结构性改革化解矛盾根源，必将会迎来更加剧烈的爆发。
4年前，特朗普似乎给那部分失意的人群带来希望；4年后，美国的分裂依旧存在，甚至更加波涛汹涌。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都要面对这样一个左右为难的局面。
然而，美国民众在本次大选过程中多次发生的暴力事件表明，他们的耐心正在一点点地丧失，留给美国政府治愈撕裂的时间和空间，似乎已不那么宽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