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欧美“技术联盟”面临结构性障碍

随着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欧洲国家一些所谓“大西洋主义者”重振跨大西洋联盟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欧盟出现主导塑造美欧合作议程与框架的浓厚意愿。有外媒披露说，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对外行动署正联合酝酿一份与美国新政府加强双边合作的政策文件，涉及从经贸到森林保护等广泛领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力推双方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尖端领域构建所谓的“技术联盟”。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司长萨宾·韦恩曾向欧洲议会议员们表示，欧盟委员会将提议成立“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为新技术制定联合标准。欧委会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也确认这一计划正在提上日程，并指出欧美应携手“在新技术和数字服务方面进行合作，并在监管和标准方面达成一致”。

欧盟积极寻求与美国构建“技术联盟”，背后具有清晰的地缘政治和产业竞争因素考量。近年来，欧盟逐渐感受到中国在通信、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产业上日益上升的竞争力，并认为这一趋势对其构成越来越强的挑战，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再平衡”，并以欧式规则加以制约。

同时，欧盟在技术主导权领域的担忧与美国在科技和经贸等领域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战略竞争及无底线打压呈现一定程度的目的重合，即美欧双方均有意加强和维系西方发达国家在尖端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规则主导权以及标准掌控权。未来拜登政府也被认为将大刀阔斧改革前任对待盟友以及大国竞争的方式方法，在技术竞争中强调多边协调、盟友合作以及规则建构的重要性，乐见欧盟能主动谋划跨大西洋技术合作提议。

然而，欧美“技术联盟”的“美好愿景”很可能受到双方在科技领域结构性矛盾的影响，让它们的实际合作进程大打折扣。

首先，欧美之间在技术产业上存在明显的利益之争。以数字经济为例，中美可谓是当今全球数字经济格局中的两极，共占全球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附加值的半壁江山，而欧盟的存在感十分稀薄，亦不拥有GAFA（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或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量级的超级数字企业。在近年来欧洲十分流行的“战略自主”愿景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科技、产业等领域构建强大力量，以免被其他大国或地区性力量掣肘，被迫改变自身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因此，欧盟在2015年提出建设“单一数字市场”以来，就期待自身数字产业发展壮大能与中美比肩，“战略自主”和“欧洲主权”的设想则进一步强化欧盟的这种政策倾向。

诸如“数字税”以及对数字巨头开展的反垄断、反逃税调查等，一定程度就代表了欧盟对自身数字经济市场的塑造，意在限制欧盟外企业肆无忌惮地“野蛮生长”。而美国历届政府均从比较优势以及维护数字产业霸权的角度出发，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旗号，谋求使欧洲长期成为美国数字企业“原料产地”（数据和用户）以及“商品市场”（产品和服务畅行无阻），这与欧盟自强和反依附的诉求正好相反。除此之外，在民用航空、可再生能源、生物制药等领域，双方的利益之争同样较为激烈。

其次，欧美间数据治理方面亦存有较大差异。近年来，欧盟力推自身数字治理模式，力图使“布鲁塞尔效应”最大限度地扩散和外溢。比如欧盟力推2018年正式立法生效的《单一数据保护条例》，欧洲法院不惜相继判决废除美欧间数据流通的两大法律框架，即《安全港协议》以及2016年生效、替代《安全港协议》的《隐私盾协议》。

近年来，欧盟还推出整体性的数据战略和人工智能战略，其中核心要务也是构建欧盟主导的技术伦理规则和道德指南方针，在欧洲逐步做大相关产业的同时，通过规则制定和扩展达到塑造相关产业在全球的发展方向，而这些努力的核心抓手则是欧盟单一大市场的准入权。同时，欧盟在数据内容监管等方面具有更强的进步主义，对西方普遍性“政治正确”、极端仇恨言论有着更强的治理意愿。

而美国的数据治理更聚焦于维护所谓自由竞争和自由开放，以及在意识形态视角下促进盟国构建排他性小圈子，乃至服务其情报合作网络及数据监听利益，这与欧盟的诉求将出现巨大碰撞。

其三，双方在对华数字合作上具有差距鲜明的立场。目前，美国以安全为口号，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炮制“数据维权”概念，发动以排华为目的的科技冷战态势仍然不断加剧。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很可能以“更加外交”的手段，披着多边主义和聚拢盟友的伪装，推动某种形式的“规锁式脱钩”。而欧盟面临后疫情时代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面对中国市场的活力和分量，已经深刻意识到对华“脱钩”的非现实性和不理智性。同时，数字领域合作亦是中欧关系未来极具潜力的新增长极，欧盟谋求“战略自主”的自强之路也意味着要平衡好产业竞争和互利合作的关系，单方面追随“回归的美国”，充当其巩固霸权的马前卒并不符合欧盟利益。

总而言之，构建欧美“技术联盟”提议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但欧美在科技领域的利益差异无疑将会制约这种提议的推进前景，无论中美还是中欧之间相关领域的利益纽带，也都很难切断。（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