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听武汉人笑中带泪回顾2020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初冬傍晚的汉街，一个身着潮服的小伙子正在街头演唱，驻足的路人掏出手机录下这一幕；在他们身边，几个年轻姑娘正在热烈讨论一家即将开张的网红奶茶店……武汉带着熟悉的烟火气复苏了。不过，年初那场没有硝烟的抗疫之战仍在这座城市留下痕迹：绝大多数行人佩戴着口罩，一次性餐盘在饭馆里几乎是标配，出租车司机每天给车消毒两次。在2020年接近尾声之际，《环球时报》记者再赴武汉，倾听经历那场抗疫之战的医生、康复者与志愿者讲述他们的故事。在他们的回忆里，有不安、恐惧与痛苦，也有和解、团结与爱。

首位确诊的重症医护人员：游走生死线后，对医生职责有更多理解

“大脑缺氧时，整个人都是‘空’的，没有多少思维，只是看着心电监护仪，感到害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向《环球时报》描述起自己年初感染新冠病毒直至呼吸衰竭的感受时，表情平静得如同在给新来的实习生讲课。

陆俊说，他应该是第一个被确诊的重症医护人员。此前他接受媒体采访时猜测自己可能是1月2日被感染的，那天晚上，他接诊了大概30名发热患者。从1月5日下午出现发热症状到10天后渐渐无法自主呼吸，再到1月29日病情好转，陆俊在生死线上游走了一圈，病情最重的时候，是一种“要被淹死的感觉”。那段时间，甚至传出陆俊“因病去世”的谣言，以至于他听说有没搞清楚状况的同事为此大哭一场。“我若真的不幸去世，那么这对医护人员一定会造成比较大的打击，当时抗疫主力是年轻医生，如果心里感到害怕的话，这不利于工作。”陆俊告诉记者。

为鼓励战友们坚持住，陆俊决定辟谣，他委托另一名医生拍下自己戴着医疗设备做原地蹲起的视频。在画面里，陆俊完成一次动作需要七八秒，看上去很吃力，毕竟在这两三天前，他连拿手机的力气都没有。“就是为了给同事打气，那个时候内心强大是最重要的。”陆俊说。

患病之初，陆俊并未告诉家人，他的父母是在2月从新闻里得知此事。出院后，陆俊只是告诉3岁的儿子：“爸爸一直在上班，支援前线。爸爸是个英雄。”

今年6月，陆俊重返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医院领导和同事都去迎接他，整体气氛温馨而平静。他说：“同济医院90%的医护人员都是在抗疫一线，都是战斗英雄。”

陆俊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九成，平时走路时会注意慢一些，因为心跳容易加速。在他看来，虽然新冠病毒给肉体带来负面影响，但这次“从医生到病人再到医生”的角色转换，让自己对医生的职责有了新的理解：“能再一次以医护人员的身份回来，我觉得真好，因为又可以为病人解决他们身上的病痛，现在我去问诊的时候也会对病人有更多关注和理解。”

与父亲和解的康复者：武汉人“永不投降”

“我会永远失去他吗？”当陈林（化名）眼睁睁看着父亲被送入ICU病房时，脑子里蹦出这个可怕的念头，这在他过去20多年的人生里从未出现。彼时，陈林几乎已经忘记自己也是感染者，尽管症状很轻。

陈林父亲的症状是在吃完年夜饭后出现的，当时武汉的疫情已经相当严重。陈林说，他从未在医院里见到如此令人窒息的景象，候诊时间基本几个小时起步，“我亲眼看到一名病人在我眼前昏了过去，仿佛电视剧场景一般”。之后十多天，陈林每天在医院守20个小时帮父亲争取住院机会，他靠着早上出门前的一碗面条扛一整天，这样的极限状态一直持续到2月11日。那天，陈林看着已无法行动的父亲住进病房，他感到身心轻松了些，但又有点站不住。

本来陈林也有住院的机会，但他向社区主动申请将机会让给一名年长的邻居。陈林之后收拾行李住进隔离点，在那里吃了“毕生难忘的一顿饭”，“肉丸、大虾，红烧牛肉……几乎全都是荤菜，吃着吃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新冠病毒令陈林和父亲分开了一个多月，却拉近两人疏远了20多年的心。出生于传统家庭的陈林一直想创业，但拗不过作为退伍军人的父亲，在当地法院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疫情前，他和父亲关系非常不好，“一次谈话几乎不会持续10分钟”。但现在，这对沉默寡言、互不低头的父子的关系开始升温。“父亲（病愈后）开始能耐心地听我说话，理解我想要的生活，支持我的梦想。”陈林说，自己的性格在经历了这场疫情后也软化了，变成一个温和的倾听者。“我变得佛系了，觉得什么都不是事儿。之前总认为自己什么人都见过，算是见过世面的。但有了这种直面生死的经历，真的会让人觉得‘活着就挺好’，不再执着于争斗。”陈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从隔离点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好多口罩，送到附近的一家孤儿院。

不过，当谈起美国不断诋毁中国防控疫情的努力时，陈林又展现出自己“好斗”的脾气：“你看美国那里，疫情那么严重，多次发生抢劫，我们武汉有吗？从未听说过，在封锁期间，武汉人真的是团结在一起。武汉人永不投降，我们将向世界证明，武汉会更强更好。”

曾经24小时处于“超负荷”状态的志愿者：中国人的凝聚力藏在日常琐碎里

1月底，陈星旭与妻子驾车前往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帮助分配物资的路上，两人不禁大哭。“武汉以码头文化著称，平时充满烟火气，连市民讲话都很大声。但封城期间，偌大的城市空无一人、万籁俱寂，竟然都能听得见鸟叫。”陈星旭说,“反差太强烈了。”

陈星旭是武汉520志愿者组织发起人。“做志愿者是我爱人先提出来的。”他说，自己一开始只是抱着陪妻子的心态去物资发放现场，但到了以后被那里的氛围所感染。“从没有见过那样的场面，几百辆车排到馆外，到处都是穿着防护服的人，有一种临战的感觉。”陈星旭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跟他一起去的志愿者总共13人，领了防护服后，自己根本不知道能做点什么，“就好像要上战场了，自己却从没有摸过枪，腿都有点哆嗦，老婆也笑话我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惭愧”。

陈星旭记得，有一名志愿者是个非常瘦小的女孩子，“她一手提着大箱子，一手拎着足有几十斤重的消毒水，走得飞快，干活时不说休息也不喊累”。帮忙卸巴基斯坦物资车的经历也令他印象深刻。“每个箱子外边还固定着一包口罩，那些物资看起来并不整齐划一，但能感觉出是举全民之力捐赠的。”

现在回想起志愿者的工作，陈星旭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接求助电话、对接物资、跟政府协调、提建议等繁重的任务让他的头脑24小时都处于“超负荷”状态，一天吃不上饭都是常事。不过陈星旭说，总有人记得他们，自己曾接到一名素不相识的女孩电话，说要给志愿者送物资，“夜很深了，街道一片沉寂，远远看着她从黑暗里走出来，提着一大包零食，那时候觉得她是个天使”。

令陈星旭欣慰的是，经历疫情初期的混乱后，各方面的机制逐渐理顺，政府部门充分吸纳建议。他拿出手机给《环球时报》记者看了一份聊天记录，上面显示一名省里的领导不管多晚，都会立即回复他的求助。

4月8日武汉解封那天，陈星旭和朋友来到江边，听着响起的钟声，他心中五味杂陈。陈星旭说，这场疫情让他感受到武汉人性格深处温暖的一面，“以前总听别人说武汉人‘排外’、性格粗犷，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车上贴着志愿者的标志，在路上明显能觉察到来自其他车辆的礼让，这样的小细节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小时候听黄继光、董存瑞等英雄的故事时总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但这次令我体会到，以前受到的教育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人的凝聚力是被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掩盖的，在和平年代，它掩藏在所有国人的心底，一旦遇到危难，它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陈星旭说。

下沉党员干部：在窗外的歌声中，心里涌出一股劲儿

1月27日20时，窗外传来的《我和我的祖国》歌声令武汉市公交集团光谷营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何爱敏有些意外。此前，她看到朋友圈有人号召打开窗户合唱，但没想到真有人这么做。“我们赶紧跑到窗边，歌声响起时，心里突然涌出一股劲儿。”何爱敏说，这股“劲儿”对当时的武汉人来说太重要了，那时候，人们处于封城后的沮丧阶段，生活节奏全被打乱。“这东西（指病毒）看不见摸不到，身边有那么多需要救助的人，真的有点恐惧。但听到自发的合唱，就感觉如果我们所有的人团结起来，就会有希望。”

何爱敏所说的希望，不仅来自医护人员的奋战，也来自抓实阻隔、服务群众的工作，这是防控疫情的重中之重。根据公开报道，2月上旬，为解决拉网式大排查和社区24小时封控中的人手不足问题，武汉市广泛发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下沉一线。截至2月27日，下沉人员达4.45万余人。何爱敏和在武汉市市场监管局工作的丈夫黄家玉都投入到一线。

“感到害怕。”谈起那段日子，何爱敏读初一的儿子黄君熙委屈地哭了起来，“当时想，万一他们被感染了怎么办？而且我那时候在家很孤单，觉得即便他们回来后吵架也更好，至少热闹一些。”

何爱敏说，明显感觉儿子在疫情期间长大了。她下沉的地方有很多生活困难的居民，比如有的独居老人，一根萝卜都要吃三五天。于是，她就想办法买爱心菜送过去。“我觉得这也是教育和引导儿子的好机会，便试探性地问了他，‘妈妈这次捐了2000元的菜，你要不要参与一下’。没想到他立刻答应，说‘你从我存下的零花钱里扣’。我当时特别欣慰，以前让他给我买一个20元的生日礼物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工作。”

回顾2020年，何爱敏一家人在记者的镜头前尽情释放他们的笑容与泪水。何爱敏形容，这次抗疫是一次“洗礼”，她的儿子则说，第一次感受到团结的强大力量。“想说的话太多，现在却只有一句：不管是有多大的灾多大的难，我很庆幸我是中国人。”丈夫黄家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