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雪:印度“三农”，市场化并非灵丹妙药

印度农民发起的“向德里行军”行动近期大有全国蔓延之势，不仅首都新德里的交通几近被越聚越多的农民所阻断，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印度裔锡克人聚居地区，也出现了声援印度农民的示威活动。这一切都与莫迪政府在9月通过的3项涉农法案有关。

莫迪政府3项新法案简单说，就是允许农民直接向私人部门售卖农产品（主要是小麦、稻谷、豆类等粮食作物）。而在此之前农民必须先将农产品运到政府管理的大集市（Mandi）上，售卖给政府特许的中间商，再由他们转售给批发商、食品加工企业等。改革的本意是要减少粮食流通的中间环节。因为调查显示，中间商往往要扣取农民2%到4%的收入作为他们服务的报偿。

实际上，类似的改革在印度一些邦早已开始。10年前中央邦政府就已经允许私人开办农产品集市，而在比哈尔邦，政府管理的农产品集市已经完全被私人集市所取代。只有在北方几个粮食高产的邦，如素有印度粮仓之称的旁遮普邦以及哈里亚纳邦、拉贾斯坦邦，政府特许的粮食中间商仍把持着粮食收购，并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游说集团，使得任何有损于大集市的改革都难以推进。因此，这次示威的中坚力量皆来自北方。

这3项法案的出台在莫迪眼中代表着新一轮重大改革，带有莫迪一贯的强势和高调风格。6月印度封城才刚有松动，政府就以行政命令宣布了这3项政策。根据印度宪法，只有在议会休会期间政府对于它所认为非常紧迫的事情才可如此行事。因而当议会在9月进入新一轮会期，印度人民党凭借自己在议会拥有的多数，置反对党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讨论该法案的建议于不顾，仅以口头表决的形式快速通过了法案。在一定程度上，这既是莫迪对执政权力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通过市场化提高印度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民生存状况也有着很大信心。

难道事情真如莫迪所说，参与示威的农民都是受人“挑唆”、误解了政府的纯良动机？

独立以来印度农业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消除“饥荒”顽症、实现粮食自给，甚至还成为重要大米出口国。但随着1991年经济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印度经济整体增速提高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每年都有上万破产农民走上绝路。鉴于目前仍有近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历届印度政府面临的巨大政治和经济挑战。

今天印度绝大多数农产品的购销都已市场化，但也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对粮食生产是否完全走向市场持矛盾心态。作为生活必需品，粮食需求的价格弹性很小，而供给曲线在没有政府干预时其价格弹性与其他正常商品无异，因此为了稳定国内粮食价格、减少粮食生产的剧烈波动，政府都会采取干预手段，只是时期不同、国别不同，干预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印度政府的主要做法是在农民购买化肥、水电、柴油在内的农用物资时给予现金补贴，以及通过确定粮食收购的最低价以保障流向市场的农产品获得必要的价格报偿。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补贴扭曲了农业投入的价格，农民为获得更高产出，往往施更多的化肥、浪费更多的水资源，对环境造成破坏；而在中央和各邦联动之下创建的这套最低价格保障体系，也没能真正保护农民，反而肥了粮食经销商，他们凭借垄断地位，迫使农民不得不以低于保护价的价格卖出粮食。

出现这样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印度农业以小农经济为主，80%的农场拥有土地数量不超过2公顷，很难实现规模经济。而农村地区包括物流和仓储在内的农业设施严重不足。在这样的条件下，急于将收成变现的农民很难不被中间商鱼肉。如果分散的农户在有国家最低保护价格引导、并由相应政府监管的市场里都得不到最低保障，那么又如何能寄望利润至上的私人企业为农民创造更多的福祉？而这正是走上街头的农民最为担心的事情。

莫迪一再表示，出台这3个法案并不代表要废止原有的粮食收购体系和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印度都将保有双轨制。但他的承诺并不能说服早已不满的印度农民。又在野的国大党和左翼政党在各地方农产品市场委员会都有很深的根基，他们自然要借机反对政府。也许莫迪本该让各邦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粮食收购政策，但疫情之下大批农民工返乡，就业、生活困难，他必须发出适时的吼声。只是现在他会发现，在印度任何事关农业的改革无不“牵一发动全身”。风波迟早会平息，即使莫迪不做出让步，4个月后当北方的农忙季到来时，农民也会自行散去。而在议会里无论反对党如何折腾，现在都很难撼动印人党和它的盟友已有的优势地位。但愿风波平息之后各方都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为印度的“三农”问题探讨出一条真正的光明之路。（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