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四个武汉家庭的抗疫故事：中国人的凝聚力藏在日常生活的琐碎里

环球时报赴武汉采访组

初冬傍晚的汉街，身着潮服的年轻人正在当街演唱，被暖到心坎的路人掏出手机专注地录着，也有人的注意力并不在此，忙着跟同伴讨论即将新开张的网红奶茶店，是不是值得排队几小时。武汉带着熟悉的烟火气复苏了，速度就像当地解放大道上出租车的车速，不过年初的那场没有硝烟的抗疫之战留给这座城市的痕迹依然存在，口罩佩戴率可排全国前列，饭馆里一次性餐盘几乎是标配……2020年即将过去，为了深入探究这场疫情带给武汉市民怎样的改变，《环球时报》记者再赴武汉，倾听亲历那场抗疫战争的医生、康复者和志愿者回顾各自的经历。

首位被确诊的重症医生：我告诉儿子，爸爸是个英雄

“大脑缺氧时，整个人都是‘空’的，没有多少思维，只是看着心电监护仪，只剩害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向《环球时报》描述起自己年初感染新冠病毒直至呼吸衰竭时的感受，表情平静得像是在向新来的实习生讲课。

陆俊告诉记者，他应该是第一个被确诊的重症医护人员。此前他接受媒体采访时猜测自己可能是1月2日被感染的，那天晚上，他接诊了大概30个发热患者。从1月5号下午出现发热症状到10天后渐渐无法自主呼吸，再到1月29日病情好转，陆俊在生死线上游走了一圈，病情最重的时候，是一种“要被淹死的感觉”。那段时间，甚至传出陆俊“因病去世”的谣言，以至于他听说有没搞清楚状况的同事为此大哭一场，“其实我真要是不幸去世了，对当时的医护人员一定是个比较大的打击，因为当时抗疫主力还是年轻医生，如果你开始害怕的话，被感染的几率就会成倍的增加。”

为了让战友们坚持住，陆俊决定主动辟谣，委托一名医生拍下他带着医疗设备做原地蹲起的视频，画面里的陆俊完成一次蹲起需要七八秒的时间，看上去非常吃力，毕竟在两三天前，他连手机都拿不起来，“就是为了给同事打气，那个时候内心强大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了解这类病，知道熬过最初二十多天的阶段，可能就会慢慢恢复了，还是比较自信的。”在被《环球时报》记者问到是否担心自己挺不过时，陆俊这样回答。最终，他赢下了这场战斗，1月29日他从金银潭医院转回到同济医院，并于3月28日出院。今年6月，陆俊重返工作岗位，上班的第一天，医院的相关领导和同事都在迎接他，但整体气氛温馨而平静，“同济医院90%的医护人员其实都是在抗疫一线，都是战斗英雄。”

陆俊说，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已恢复了90%，但能明显感到跟患病之前有所不同：“比如我去查一个病床，几十米的距离以前可能半分钟就走到了，现在只能慢慢的走，能感觉心跳得比较快。”在他看来，虽然新冠病毒给肉体带来负面影响，但这次“从医生到病人再到医生”的角色转换，让自己对医生的责任有了新的理解：“再一次以医生身份站在病人床前的时候，看着心电监护仪，我就觉得回来真好，又可以为病人解决他身上的病痛，去问诊的时候也会对病人有更多的关注和理解。”

记者了解到，患病期间，陆俊一直瞒着家人，父母在2月份才从新闻里得知儿子患病的消息，在出院后，他只是淡淡地告诉3岁的儿子：“爸爸一直在上班，支援前线。爸爸是个英雄。”

疫情让倔强的父子和解 康复者：我变得“佛系”了

“我会永远失去他吗？”当陈林（化名）眼睁睁看着父亲被送入ICU病房时，脑子里蹦出这个可怕的念头，而这在过去20多年的人生里都从未出现。而这时，他几乎已经忘了自己尽管症状很轻，但也是一名感染者。

陈林父亲的症状是在吃完年夜饭后出现的，起初是咳嗽，然后气喘。当时武汉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但侥幸心理让他们都觉得这样的事情不会落到自己头上，父亲甚至还埋怨是陈林把感冒传染给了自己，因为在这之前，陈林已经断断续续咳嗽很长时间了。

陈林从没在医院见过如此让人窒息的景象，由于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求诊病人塞满医院，候诊时间都是几个小时起步，“我亲眼看到一个病人在我面前昏过去，跟演电视一样。”

之后的十多天里，陈林每天要在医院守20个小时帮父亲争取住院机会，就靠着早上出发前的一碗面条扛一整天，这样的极限状态持续到2月11日，陈林背着已经无法行动的父亲上车、住院。看到父亲住进病房，陈林感觉身上和心里同时轻松了，却忽然有些站不住。

其实陈林也有住院的机会，但他向社区主动申请将机会让给一位年长的邻居。接下来，陈林收拾行李住进隔离点，在那里吃了“毕生难忘的一顿饭”，“肉丸、大虾，红烧牛肉、辣椒，几乎全部都是荤菜，吃着吃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新冠病毒让陈林和父亲隔开一个多月的距离，却拉近了他与父亲疏远了20多年的心。出生于传统家庭的陈林一直想创业，但最终还是拗不过作为退伍军人的父亲，在当地法院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疫情前，他和他父亲关系非常不好，“一次谈话几乎不会持续10分钟。”

父亲病愈后，这对沉默寡言、互不低头的父子的关系开始升温。“父亲开始耐心地听我说，理解我想要的生活，支持我一直梦想做的事。”陈林说他注意到，父亲出去买菜，买的全都是儿子爱吃的菜。他坦言，这场疫情软化了自己的个性，让自己变成一个温和的倾听者。“我变得‘佛系’了，看什么都不是事儿。之前总认为自己什么人都见过，算是见过世面的。但这种直面生死的场面，真的会让人觉得‘活着就挺好’，不再执着于争斗。”陈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病愈后，他从隔离点出来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好多口罩，直接送到附近的一家孤儿院。

话虽这么说，但当谈到美国不断诋毁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所做的努力时，陈林又按耐不住自己的“好斗”脾气：“你看美国那边，疫情那么严重，抢劫到处都有，我们武汉有吗？一个都没有，在封锁期间，武汉的居民真的是团结起来抗击疫情。武汉人民永不投降，我们将向世界证明武汉会更强更好。”

志愿者：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只是被日常生活的琐碎所掩盖

一月末，陈星旭开车带着爱人去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帮助分配物资的路上，两个人在车里号啕大哭，“武汉以码头文化著称，平时充满烟火气，很热闹，连市民讲话都很大声，但当时封城后，硕大的城市空无一人、万籁俱寂，竟然能听得到鸟叫。”

陈星旭是武汉520志愿者组织发起人，他谈起当时的反应仍感觉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毕竟反差太强烈了。就在封城前几天，他和爱人正在云南旅游，爱人的一个十几年的闺蜜退群并且把他们拉黑了，理由是“我们在武汉水深火热，你们还在外边玩。在群里看着不舒服。”

“其实做志愿者是我爱人先提出的。”陈星旭说，自己当初只是抱着陪老婆的心态去的物资发放现场，但这一去，就完全被当时的氛围包裹了。“从来没有看过那样的场面，几百辆车一直排到馆外，到处都是身穿防护服的人，一种临战的感觉。”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跟他一起去的志愿者只有13人，带队的让他们一人领一套防护服，自己却根本不知能干点啥，“就好像要上战场了，自己却从来没摸过枪，当时腿真的有点哆嗦，我老婆都笑话我了，现在想起来还惭愧。”

陈星旭记得很清楚，一位同批抵达的志愿者是个非常瘦小的女孩子，“感觉还没有我一半体重，人家一手提着大箱子，一手提着足有50斤重的消毒水，飞快地走，不说休息也从不喊累。”卸货卸到巴基斯坦的物资车时，陈星旭的情绪又一次无法按捺，“每个箱子上卡了一包口罩，那些物资看起来并不整齐划一，但能看出来是举全民之力捐赠的，几个大男人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现在回想起志愿者的工作，陈星旭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接救助电话、对接物资、跟政府协调、提建议等繁复的事让人的脑子24小时处于“超载”状态，“经常接完一个电话，紧接着再来一个电话，然后前一个电话内容都忘得一干二净。”一天吃不上一口饭是常事，但总有人记得他们，陈星旭曾接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孩电话，说要给志愿者送物资，“夜很深了，街道像是死了一样，远远看着她从黑暗里走出来，提着一大包零食。那时候觉得她是个天使。”

让陈星旭欣慰而满足的是，在经历初期的混乱之后，沟通机制逐渐理顺，社会各界的建议和问题被政府部门充分吸纳，武汉乃至全国的抗疫战争效率大幅提升，他拿出手机给《环球时报》记者看，聊天记录显示，一位省领导不管多晚，都会立即回复他的求助，“我们志愿者团体2月上旬到中旬，每天早上5点都会更新一批数据和建议，通过相关渠道，据说这些材料几个小时就能到中央领导的案头。”

4月8日武汉解封那天，陈星旭和朋友来到江边，听着响起的钟声，百味杂陈。陈星旭说，这场疫情让他感受到武汉人性格深处的温暖一面，“以前总有人说武汉人‘排外’，性格粗犷，不是这样的。我们车上贴着志愿者的标志，明显能感觉到来自其他车辆的礼让，这样的小细节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我们小的时候听到黄继光、董存瑞之类的英雄故事，总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但是这次我真正相信小时候受的很多教育是真实且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是被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所掩盖的，在和平年代掩藏所有国人的心底，但是一旦遇到危难，迸发出来的能量将是惊人的。”陈星旭说。

下沉党员干部：引导儿子捐款买爱心菜送困难群众

1月27号晚上20点，窗外传来的《我和我的祖国》歌声让武汉市公交集团光谷营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何爱敏多少有点意外，她之前曾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号召打开窗户合唱，但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我们赶紧跑到窗户边，歌声响起来的时候，心里真的突然涌出一股劲儿。”这股“劲儿”对当时的武汉市民太重要了，何爱敏说，当时人们正处于封城后的沮丧阶段，生活节奏全被打乱：“这东西（病毒）看不见摸不到，而且有那么多需要救助的人，就在你的身边。真的有点恐惧。听到自发的合唱，就感觉如果我们所有的人这样团结起来，明天是有希望的。”

何爱敏所说的希望，不仅来自于医护人员的奋战，也来自于抓实阻隔、服务群众工作，这是防控疫情的重中之重。根据公开报道，2月份上旬，为解决拉网式大排查和社区24小时封控中的人手不足问题，武汉市广泛发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下沉一线。截至2月27日，下沉人员已达4.45万余人。何爱敏和在武汉市市场监管局工作的爱人黄家玉双双也投入到一线。

面对记者的镜头，初一的儿子黄君熙谈起很长时间独自在家的日子，委屈得哭了起来：“害怕。万一他们要是被感染了怎么办？一个人在家很孤单，即使他们回来吵个架，也热闹点。”

让何爱敏欣慰的是，疫情期间明显感觉到儿子长大了，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自己下沉的地方有很多生活很困难的人，独居老人一只萝卜可能要吃三五天，她就想办法买些爱心菜送过去，“当时我觉得是个教育和引导儿子很好的机会，就在微信上试探一下‘妈妈这次捐了2000块钱的菜，你能不能也参与一下？’没想到他瞬间就答应了，说‘你从我的存款里面扣’。我当时特别欣慰，因为曾经为了让他给我买一个价值20块钱的生日礼物，都需要做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

出门是与疫情拼杀的战士，回到家则是平凡的爸爸、妈妈和儿子，回顾过去的2020年，一家人的笑容和泪水在记者的镜头前尽情释放。在何爱敏看来，这次抗击疫情是一次“洗礼”，而儿子黄君熙则第一次感觉到团结的强大力量。

“想说的话太多，现在却只有一句：不管是有多大的灾多大的难，我很庆幸我是中国人。”黄家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