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欧式大国平衡术逻辑与风险

在美国国内政治仍僵持之际，“拜登效应”在欧洲持续发酵：先是欧盟放出风来，准备与美国讨论一个“新跨大西洋议程”并“协调对华立场”；并非巧合的是，北约几乎在同时也重点讨论了“中国带来的重大挑战”。欧洲似乎正在积极主动地向华盛顿示好并寻求“对华共识”，甚至英法还计划将军事力量存在向亚太延伸。这是否意味着，欧美已经迅速合流并做好了联手应对中国的准备？

用主动作为争“平等伙伴”

如果结合背景分析一下，可以发现欧洲这番操作的首要目的是想落实“去特朗普化”的政治目标，并展示出做美国“平等伙伴”的政治姿态。在享受“拜登获胜”带来的短暂兴奋时，欧洲也在思考如何延长兴奋期的问题。

思考的结论，一是在美国政治分裂的形势下，不能坐等美国找上门来“破镜重圆”，欧洲必须利用美国政治的切换期来主动出击并提前发力；二是“想拜登之所想、急欧洲之所急”，与其抱着传统盟友关系“回归”的幻想，不如将“跨大西洋关系”的“转型”和“重塑”作为更符合实际的目标。因此欧洲需要延续并放大“拜登效应”，需要通过对美示好来落实“去特朗普化”，需要通过展示主动来对美国政治、社会和民意施加影响，并助推美国下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从言到实、由表及里的变化。

为了达到这些政治目的，欧洲在对美国的喊话中很注意技巧，在起承转合和遣词造句上都做了精心包装。先是对特朗普政府对欧美关系造成的伤害几乎只字不提，而是将对拜登的一腔热情化作了满满的“正能量”，只论合作不言分歧，似乎借此就能证明特朗普真的是美国和欧美关系的一次“意外”。

然后，根据拜登团队提出的美国政策优先目标，开列出欧美进行战略对接和政策合作的“菜单”，从抗疫、经济、气候变化再到如何应对中国，水陆毕陈、琳琅满目。

最后，是通过一次主动的隔空喊话和以退为进的合作要价，欧洲试图将此前欧洲内部“大西洋派”和“战略自主派”之间的争吵，消弭在要与美国进行“平等合作”而非卑躬屈膝的政治姿态中。因此欧洲现在最想要的是特朗普别卷土重来、欧美关系要止跌回升、内部能协调一致并自主发声。

拿“中国挑战”挠美国痒处

欧洲深谙“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要想让“新跨大西洋议程”获得美国的积极回应，就必须从它的痒处下手。在做出即便拜登上台、中美竞争也难转圜的判断后，要在中美之间插上一脚、同时向中美提高身价就成了欧洲的主要策略。

欧洲首先想做的，是和美国统一对中国的“认识”，用它自己提出的中国是“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的定位去影响美国，希望将它提升塑造为欧美对华的“共同认知”；其次是借欧美“共同价值观”搞事，将中美竞争意象化为“民主同盟与专制主义”之间的斗争，这成为贯穿欧盟文件和北约报告的主线，也是欧美能形成某种“对华共识”的政治基础。

欧洲更想做的，是以应对“中国挑战”为要挟，让美国在“回归多边体系”“重担领导责任”的过程中，为欧洲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巩固欧洲的竞争力优势、为欧洲提供安全保护以及为补偿欧洲在中美竞争中的损失继续出钱出力，因此从贸易、关税、5G、6G、数字、碳税到关键设施和人工智能，从“限制中国影响”到“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欧盟和北约一口气开出了一长串的要价，以此作为和美国协调对华政策的前提条件。

如果没有“中国因素”，做惯了大哥的美国很难接受欧盟要求它“统一认识”、承担责任和付出代价的合作条件，很难放任北约中的欧洲盟国继续逃避安全责任。但有了“中国挑战”，欧洲的这些要价就有了和美国“共同应对挑战”的“正当理由”，欧盟可以继续依托美国的经济科技体系，北约不合时宜的生存续命也才有了动力和目标。

外部因素难解欧美心病

年初暴发的疫情和岁尾收官的美国大选，成为欧洲调校国际定位、转变外交姿态的重要影响因素。疫情至今不断困扰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让欧洲的外交尤其是针对形势向好的中国具有了更多的进攻性，但在特朗普仍自行其是的形势下，欧洲在面对中国时总缺些底气。美国民主党执政的前景无疑给欧洲打了一剂强心针，拜登团队中外交建制派的回归更让欧洲对借美国之力解燃眉之急有了更多期待。

在对拜登及其政策变化近乎偏执的期待下，欧洲会不惜以暂时或局部牺牲中欧合作的利益为诱饵，来向华盛顿示好。如果拜登对欧洲的殷勤投桃报李，在未来中美欧三角的复杂博弈中，欧洲会在政治、外交等领域向美国倾斜。

但欧洲自身的问题和欧美之间的心病，不是靠渲染“中国挑战”就能解决的。在热闹的政治炒作和外交互动后，留给欧美关系的最大障碍、双方“对华共识”的最大考验，是比欧洲抛给美国要价单更长的问题清单：经贸摩擦、数字税、碳关税、长臂管辖、北约军费、土耳其问题、伊核协议……而在欧洲对美国期待过高、自身筹码又有限的情况下，一旦双方在上述任一问题上难以合拍或者短期内难以解决，就会迅速让欧洲产生挫折感和幻灭感，侵蚀掉并不牢固的合作基础。

如果到那时，欧洲想要重新施展平衡术，在中美之间实现回摆，将可能不仅推高机会成本，还会让自己的“战略自主”形象大打折扣。（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