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首位新冠重症医生：孩子大了我会告诉他，爸爸是个英雄

陆俊，一位在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历程中具有标志性却又并不为所有人熟知的医生。

2020年伊始，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急诊科上班的陆俊，成为了武汉首批投身抗疫战场的医生，2020年1月5日，陆俊突然出现发烧、浑身乏力的症状，随后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他也是迄今为止公开报道中所披露的武汉市首位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医生。

2020年1月17日，病情急剧恶化的陆俊不得不转往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随后，他在这里与当时人类尚且陌生的新病毒展开了12天的“殊死搏斗”，最终，这位医生以患者身份赢得了与病毒的直接较量。

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对这位武汉首个新冠重症医生进行了专访，早已回到医生岗位并刚刚成功为危重病人完成一台ECMO手术的陆俊为我们讲述了他不为人知的战疫经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陆俊

2020年1月5日下午，我突然高烧到38.5度，并且出现畏寒和乏力的症状，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我的双腿已经无法支撑我的身体，这比我所熟知的感冒严重多了。

当晚，我的体温在38.7~38.9度左右，于是我赶往我们医院的急诊科，抽血进行化验，同时拍了一张CT，后来拿到的检测结果指向我肺部有些许感染，我还做了一项流感咽拭子测试，结果显示为阳性，当时，我们根本意识不到我遭遇了一种新型病毒，我以为自己只是患上了由流感引发的病毒性肺炎。

随后，我进行了针对流感的治疗，但并未见效，

1月10日，未见好转的我到医院再次做了一次CT以及流感病毒咽拭子检测，结果依旧显示为乙型流感病毒感染，之前左下肺些许感染的情况变成了两肺均有感染，这个病发展得太快了，当天我就办了住院手续，住进同济医院的呼吸科开展治疗。

三四天后，我又复查了一个CT，这一次我没有看到自己的CT影像，我的同事告诉我，因为我肺部感染的程度已经十分严重了，他都不敢再把CT影像拿给我看了。

当时，我已经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呼吸困难，1月10日的时候，我是走着进入病房，可到了1月14日，我已经离不开输氧了。1月14日我们医院的感染科开设了隔离病房，于是我被转往了感染科。在感染科住了三天，我呼吸困难的症状持续加重，当时医院对我进行无创高流量吸氧治疗，氧气浓度已经给到最高，然而我的血液氧分却只有40多一点，我已经到了一种重度呼吸衰竭的程度，完全吸不进氧气，那种感觉就像是反复溺水，不停挣扎。

1月17号那天，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一天，我们科室的主任和护士长穿着防护服来到我的病床前，告诉我，我必须要转往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那时，我才意识到我患上的应该是一种恶性传染病（注：金银潭医院为是湖北省、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但我依旧不知道我感染的究竟是什么病毒。那时我也陷入了巨大的恐惧，我们科室主任曾做过肺部切除手术，可他还要穿着防护服到隔离病区来看望我，给我做工作，我那时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快不行了。

当晚八点左右，我被转往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那时我的血氧饱和度已经非常低了，整晚徘徊在83~88之间，都够得上气管插管的条件了，我的大脑陷入缺氧状态，思维已经不清晰，我整晚就看着心电监护仪，听了一晚上心电监护仪滴，滴，滴的声音。

熬过那一晚之后，我的呼吸稍微好了一些，当时照顾我的护士和我们医院支援金银潭的医生后来跟我说，“你那天太吓人了，差一点就过不去了。”

有一天早上，我的病房内来了一大群专家，他们中有几位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重症八仙”，其中，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走到我的病床前问我，“你就是陆俊医生吧”，我点点头，他们也没有说煽情的话，他们也不需要说煽情的话，但对我依旧是莫大的鼓励，这些都是我在日常工作中，只有在最顶级的学术大会上才能遇到的专家，居然同时出现在我的病房里，我觉得对我的重视程度太高了，我深感受之有愧。同时我也觉得，我应该没事了，因为这么多大咖都来了。

“重症八仙”

可到了1月20号，一位负责照看我的护士跟我说，网络上盛传我已经去世的谣言，当时差不多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许多年轻的医护人员已经投身一线，而我本身也是一名年轻的医生，我觉得这个谣言有可能会让一线抗疫医护遭受一个比较大的打击，造成他们的恐惧，于是我请照看我的医生为我拍了一段下床活动的视频，并代我发布出去进行辟谣。我想告诉大家，我其实还好好地活着，而且我们是可以慢慢地战胜这个疾病的。我的初衷是给战友打气，增强他们抗击病毒的信心。

1月27日，李克强总理来到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那天总理在金银潭医院刚好就连线到我的病房，但那时我没法说话，只是通过屏幕看到总理居然都来了，然后给全体医护和所有武汉人打气，那个时候我无比感动。现在想起来这都是我的抗疫经历中最让我感动的时刻。

到了1月29日，我的病情已明显好转，我的核酸检测开始转阴，CT影像也已符合当时新冠肺炎防治指南规定的转出重症隔离病房的要求，于是我从金银潭医院转回到同济医院呼吸科，用高流量吸氧继续开展后续治疗，我记得转回同济的那一天，我们医院的许多领导和同事都在院内等候我，为我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就像在迎接一位凯旋的勇士。

在那之后，我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治疗才摆脱高流量吸氧。3月28号那天，我一个人拿着我的出院小结以及我的病情证明单去办理出院，窗口的老师看到我一个人在楼里上上下下都非常吃惊，他们都惊讶于我居然可以恢复得这么好。

在我病情最危险的时候，我的爱人都不敢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我的父母，他们年纪比较大，我的爱人担心他们会受不了，只能瞒着他们，说我上了抗疫一线，所以不能回家过年，以前经常打给父母的电话也因此比较少了。但有段时间我的病情实在太重，我的爱人不得不将我的情况告诉我的姐姐，于是我的姐姐立马从江西赶到武汉金银潭医院等我的消息，不幸的是，我的姐姐就在那个过程中也感染了新冠肺炎，后来在南昌进行了隔离治疗，现在她的恢复情况比我好。

二月初的时候，我的父母在看电视的时候得知我患病的消息，这个时候我已经瞒了他们一个多月，最终到了瞒不住的那一天，所幸那时我的身体已逐渐恢复，我告诉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已经快好了。

6月16日，我正式重回工作岗位。因为我们同济医院90%的医护人员都上了抗疫一线，我回去那一天，我的身边全是抗疫英雄，站在他们中间，我特别受鼓舞。

现在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到以前90%的状态，除了容易疲劳，以及难以进行剧烈的运动之外，并无其他不适。对于新冠肺炎，我们从来就没有救治经验，并不知道它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但是根据2003年治疗SARS的经验，类似于我这样的危重症患者，治愈之后会出现肺部纤维化的情况，我本人的肺部就有10%~15%肺部纤维化，但是若干年后，这些纤维化大多数都是可以被彻底吸收的，这也并不会影响我的正常生活，所以这个问题我并不担心。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我在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缺乏认知的时候成为重症患者，然后经过治疗恢复到现在这个情况，这已经能够反映出中国的医疗水平绝对算得上世界一流。

而我作为一名医生，在这场疫情中经历了一次医患身份的互换，这也使我对于自身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在突袭的疫情面前，在病人暴增的情况下，即便医疗资源匮乏，我们医生没有退路，必须顶上，这场疫情加深了我天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病人的经历也使我意识到，我们的病人远比我们以为的更顽强，在鬼门关前走一遭后，我对很多事都有了切身体会，我现在偶患感冒、咳嗽，特别是出现一些呼吸道疾病症状后都会特别紧张，值夜班的时候，听到重症病人呼吸机的低氧报警声，我都会觉得这个声音比以前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我会不由自主的想起我最艰难的那段岁月，我们的病人确实太不容易了，每一个病人，特别是重症病人，他们战胜病魔，在生理和心理上要经历我们难以想象的痛苦，他们真的非常不容易。

这场战疫经历也加深了我对国与家的认识。这次国家为所有新冠肺炎患者提供免费救治，大家对于这一政策可能没有直观体会，我是患者，也是医生，我很清楚这背后的费用，我在金银潭医院住了十二天，按照我的治疗标准，一些比较高级的药物，血液制品以及呼吸机使用，一天大概就需要三万多块钱，十二天的费用大概在35~40万，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除了住院前期自掏腰包拍CT等花了1000多块钱，其余都是国家给包了。不只是我，其他的病人也是这样，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制度优越性。

我在2012年的时候来到武汉，我当时就比较喜欢这座城市，我与它一起经历了这场疫情，我觉得我与它更加不可分割了。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疫情之后，我更加热爱武汉了。我的孩子才三岁，在我住院的那段时间，我的爱人只能告诉他，你的爸爸上前线了，都不能让孩子知道我重病住院，但我想，等到孩子懂事的时候，我会跟他讲2020年发生的事情，那时我会跟他说，你的爸爸是个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