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民：三重矛盾折射中东发展之困

随着伊朗高级核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在首都德黑兰被暗杀，中东情势紧张程度升高。伊朗直指背后的策划者是以色列，并誓言将展开报复，而以色列多年来一直将伊朗的核发展计划视为眼中钉。这背后则是一些矛盾在中东长期存在且周期性爆发，他们已成为困扰中东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世界各地区均构成了强烈冲击，而百年来饱受磨难的中东地区更是困难重重。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十周年到来之际，无论是处在格局转换、秩序重建中的中东地区，还是面临国家建构和转型双重使命的中东国家，都面临如何走出“百年中东之困”的历史使命。

历史遗产与现代性

首先是帝国遗产。中东地区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曾产生了一系列对人类历史有着深刻影响的帝国。帝国争霸留下的历史遗产至今仍在发挥其作用，当今土耳其、伊朗两个主要地区国家的地区领导权诉求多少与奥斯曼、波斯帝国遗产的沉渣泛起相关。

其次是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殖民主义对中东的深刻影响，不仅在于通过肢解奥斯曼帝国强加给该地区的不合理的民族国家体系，更在于源自西方的理念、思想、制度等“现代性因素”的输入，并突出表现为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对中东的深刻影响。

第三是中东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历史遗产。尽管中东存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三大一神教，但对当今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中东三大主体民族（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共同信仰的伊斯兰教，而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则包含了源自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传统，因此西方现代性对伊斯兰的冲击事实上和中东地区三大一神教的“正统之争”密切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影响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犹太文明的复杂关系。

当前，无论是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政治单元在中东的“水土不服”，还是世俗化作为西式现代化在中东所激起的宗教与世俗的尖锐矛盾，都与帝国遗产、殖民遗产、传统文化遗产及其复杂关系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看，中东伊斯兰国家需要消解上述三大遗产，构建具有自身特色同时又吸收外来合理因素的现代性，即找到合适的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道路。

自主性与依附性

摆脱殖民主义历史遗产，实现自主性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及地区面临的共性问题，但是由于中东地区在地缘上与欧洲宗主国的距离更近，中东地区冲突便于外部大国进行干预，多数国家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方面自主性不足，中东区域一体化和地区主义孱弱等等，都构成了中东国家发展缺乏自主性的根源。

在实现独立后，尽管中东国家进行了长期的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体系斗争，其政治力量主要体现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民族主义和70年代以后的伊斯兰主义，但是二者都没有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开放发展的关系。例如，埃及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对外依附的严重问题，如纳赛尔时期先依赖西方后依赖苏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又严重依赖美国和西方，尤其是落入西方“新自由主义陷阱”，是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在“阿拉伯之春”中轰然倒下的重要根源。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在不同时期都发生过类似的问题。

除此之外，中东地区也缺乏集体自力更生的地区一体化机制，其深刻的根源在于地区内部对抗、信任严重缺失和外部大国长期的强势干预，使地区合作长期空转，最终使中东成为地区主义发展最为薄弱地区之一。

因此，中东国家实现自主与开放的平衡，中东地区走向集体自力更生，才是中东走出发展之困的必由之路。

转型压力与治理能力

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于一战后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肢解，民族国家体系形成的外部性特征，国家内部部落、宗教、教派、族群等传统组织的大量存在，使得中东民族国家建设异常困难，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在“阿拉伯之春”中，共和制国家多发生政权更迭，而君主制国家则面临深刻的转型压力。

首先，宗教与世俗的关系。近代以来，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世俗化不断加深的趋势，但世俗与宗教的关系鲜有和谐的典范。埃及始终存在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与民族主义政权的抗争；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剧烈的世俗化之后转向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斯兰化；土耳其则在实行了百年激进世俗化的凯末尔主义之后，出现向宗教回摆的所谓“消极世俗主义”。因此，未来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无论如何都很难彻底排除宗教的影响，实现宗教与世俗的理性平衡任重而道远，更要面对遏制极端主义的难题。

其次，国家与非国家的关系。中东民族国家建设困难，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东国家始终处于超国家与次国家力量的挤压和撕扯之中。中东地区的超国家力量并非地区合作层面的地区组织，而多是泛民族、泛宗教以及跨国教派、跨国族群等力量，次国家力量则更加复杂，包括具有地区和国际渗透及影响能力宗教政治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宗教极端组织（如“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和民族分离力量。超国家和次国家力量对国家的消极影响也恰如一些学者所言，“在中东，次国家和超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展开竞争，激励着跨国运动，并限制着纯粹的国家中心主义的行为。”

当前，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疫情下的中东国家而言，面对着远超过其他地区的多重压力，协调历史遗产与现代性的关系，从依附性发展走向自主性发展，完成国家建设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无疑将是其在21世纪的长期课题。（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