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访谈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桑科湿地景观。新华社发

2020年10月12日，内蒙古举办以“发展现代种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绿色农畜产品博览会。新华社发

青海上半年清洁能源外送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图为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大唐青海公司新能源分公司两名工作人员在光伏电站内进行巡检。 新华社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十四五”规划建议从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就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本刊采访了四位专家学者，请他们从不同角度畅谈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学习体会。

超前布局 为二〇三〇年前碳排放达峰创造条件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访谈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二〇三〇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重要宣示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擘画了宏伟蓝图。

那么，新的减排目标会对哪些地区和行业产生较大影响？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教授看来，新的减排目标要求我们必须有更加紧迫的减排措施：“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经济转型领先，一些地区在‘十四五’期间完全可以提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另一方面，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都比较高的重化工行业，‘十四五’期间也应该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不能再盲目扩充产能。必须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优先发展数字经济、高新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当然，这对于重化工业或煤炭业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也不失为一个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

何建坤认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涉及“十四五”“十五五”两个五年规划，所以“十四五”就要加强行动，很好地超前布局，这样才能为“十五五”实现二氧化碳达峰创造良好基础。

“在国家层面，‘十四五’期间，我们需要继续确立有力度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目标，并把这些目标分解到各个省区市，使其不断强化节能减排责任制，促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在地方层面，‘十四五’期间要推进达峰行动，各省区市也要做一个行动计划。总的来讲，全国范围要保证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何建坤说。

煤炭是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最高的一种能源载体。在何建坤看来，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首先煤炭的消费量要达峰。“因为到‘十五五’以后，石油的消费量要争取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而作为清洁、优质、低碳能源的天然气还会有所增长，仍然会增加少量二氧化碳排放，所以2030年之前，煤炭消费量必须下降（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来代替煤电以及减少散煤的终端利用），使天然气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由煤炭消费量下降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来抵消，如此整个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才能达到峰值，不再增长或开始下降。”何建坤表示。

为了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除大力节能，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还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何建坤预测，未来10年，我国每年新增的风能和太阳能这两种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亿千瓦左右，10年就意味着会增加10亿千瓦左右。

“10亿千瓦是什么概念？现在美国所有的煤电、气电、可再生能源电总的加起来才10亿千瓦，而未来10年内，我国仅风能、太阳能新增加的发电装机容量就相当于美国现有的发电装机总量。可见，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速度和规模相当大，在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将对世界的低碳转型发挥积极引领作用。”何建坤说。（光明日报记者 张 蕾）

推进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消费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访谈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增强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环境污染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哪方面也不能落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以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既要创造丰富的物质、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生产或创造出更多、更优质的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杨峻岭说。

杨峻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重要地位，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把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把污染防治纳入三大攻坚战，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十三五”期间，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以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主线，环境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但也要看到，‘生态环保任重道远’的严峻现实。生态环境的压力依然处于高位，结构性污染等问题还很突出。”杨峻岭说。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在巩固已有成绩和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新思路和方式方法。“最根本的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按照五中全会部署要求，在科学、精准和依法上下大功夫，持续推进大气、水体、土壤污染治理。比如，大气治理方面，要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这也是重点和难点。协同意味着不能单打独斗，要齐抓共管，意味着行动一致、目标一致、标准一致，集中攻坚的重点也一致。”杨峻岭表示。

推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对此，杨峻岭认为，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要下大决心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营造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的良好氛围，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积极开展重点行业、重要领域的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体系。另一方面，要持续深入地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积极培育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态道德意识、生态忧患意识，积极倡导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适度消费、节约消费、合理消费的绿色消费习惯，让热心环保、参与环保和贡献环保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积极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环保国际合作。对此，杨峻岭说，要积极发挥中国在全球生态环保国际合作方面的作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创新路径，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助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积极探索应对全球生态问题的“中国方案”，讲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故事”。

杨峻岭说：“我们还要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增强自身在全球生态领域的团结协作能力，努力同各国人民一道建设和维护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光明日报记者 王昊魁）

新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优势何在

——访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公园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钧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针对如何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了重要要求。对此，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公园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钧深有感触：“回顾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历程，其特征是从单类型分散管理到体系化整合治理的渐进过程。以前的分散管理方式存在诸多共性问题，比如重复设置、保护地的功能定位不准确、过度开发和错位经营现象严重、保护目标与社区发展存在冲突、管理缺乏法律法规支撑等。”

在他看来，这些问题的产生，究其原因是我国原有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缺乏顶层设计。“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人地关系，包括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的长效保育、与保护地相关的人类社会的平衡发展与合理利用、协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运行机制等多个方面。”

如何从体制机制层面加以统筹解决？张玉钧表示，需从解决多头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资金投入机制、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完善多种途径的社会参与机制等方面加以解决。

张玉钧进一步解释说，目前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已经转由专门、稳定的权威机构行使统一管理，原有管理模式造成的空间上交叉重叠、管理碎片化的诸多问题将彻底得以解决。而通过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可以满足自然保护地的“人头费”、办公费、资源保护费、科研费和基础设施建设费等基本需要。“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保护能力，也是全民参与人地和谐关系构建的重要途径。”

在建立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方面，张玉钧表示，国家除对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进行监管外，还会严格履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的职责，实施统一调查和确权登记，建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这将对我国自然资源资产的确权、规划管理和监督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应逐步建立常态化、强制式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机制，以保障社会各界的知情权和拓宽参与渠道，并保证从规划到实施都置于社会、公众强有力的监督之下。

“不同类型与级别的自然保护地不仅具有明确的设立基准，而且资源禀赋优势突出：国家公园是最具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因其质量与稳定性高而成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依据主要保护对象的类型，自然保护区可分为自然生态系统、野生生物和自然遗迹三个类型；依据自然资源禀赋等，自然公园可分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草原公园、荒漠公园、海洋公园、地质公园等七个类型。”张玉钧表示，整体上的分类分级管理将是未来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方向。

目前，围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自然保护地整合，我国在管理机构统一、自然资源保护与资产确权、管理保障体系建设、社区协调机制完善以及国内外合作交流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除实施差别化的分类分级管理外，体系化整合治理的实现离不开保护能力建设、保护与利用动态关系的平衡机制等。此外，还有一些具体细节也需要关注，比如整合治理过程中过渡期的产业引导、特许经营制度的建立等。”张玉钧说。（光明日报记者 张 蕾）

管好自然资源“家底” 产权人当好家是关键

——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李宏伟

在自然资源管理进程中，一些地方存在资源资产所有权人不到位、权益落实难等问题，导致无序开发、保护不力。“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加强自然资源调查评价监测和确权登记。

“通过依法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权利行使主体，健全产权体系和权能，完善产权法律体系，平等保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可以更好发挥产权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激励约束作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李宏伟表示。

李宏伟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取得质的飞跃。在体制层面，新组建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职能。在制度建设层面，出台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确权登记、节约集约利用、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等重大制度，基本搭建起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在管理层面，基于系统思维，将原来的对土地、矿产等国土资源管理拓展到对森林、草原、湿地、水资源、海洋等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管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纳入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范畴；构建“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突出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自然资源部门开始全面行使“两统一”职责（即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

“特别是严格质量管控、确保数据真实可靠的国土三调持续推进，将全面摸清各地自然资源真实本底情况，为建立系统完整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奠定坚实基础。”李宏伟表示。

针对部分自然资源分类、调查评价标准不统一，家底不清甚至交叉重叠等问题，2019年，自然资源部在系统梳理、整合原国土资源、海洋、测绘地理信息、城乡规划等统计调查制度的基础上，出台《自然资源综合统计调查制度》及土地、矿产、海洋等八套专业统计调查制度。

李宏伟认为，未来，切实做好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等基础性工作，应以落实产权主体为关键，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体系。比如，在明确自然资源产权主体权责利方面，“设定与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以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相应的收益、止损、补偿等权责，根据自然资源管理目的，平等保护各类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合法权益。实行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做好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制度”。同时，要尊重市场规律，促进市场竞争，完善交易市场和评估评价与竞价机制，建立完善自然资源定价机制及明确、稳定、受法律保护的产权利益分享规则。

加快建立自然资源统一调查评价制度也是重要方面。她说：“要建立自然资源、档案管理制度，全面动态掌握自然资源家底。在充分利用已有数据资料基础上，查漏补缺，将需要补充调查的数据资料及需求纳入全覆盖的调查中，如国土三调、年度变更调查，实现多调合一、一调多用。”

“还要完善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加强产权登记信息应用。”李宏伟认为，要明确自然资源分类以及物理边界，充分考虑自然资源的整体性和依附性，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清晰界定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及派生的其他权利边界和主体。创新“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形式，升级改造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数据库及配套数据库管理、登记信息、信息分析、数据共享服务及社会化服务系统，为健全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体系搭建管理服务平台。（光明日报记者 杨 舒）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30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