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电信诈骗：“零门槛”入行 “傻瓜式”作案

目前，我国各地传统刑事案件大幅下降，但电信诈骗等网络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屡禁不绝、屡骗屡成、屡骗屡新，危害巨大。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网络犯罪已经实现全链条“产业化”，上下游的各个环节均有专业“黑灰产业”商家提供服务。这些商家并不直接参与犯罪，但为网络犯罪提供难以估量的帮助，导致网络犯罪门槛、成本极低，犯罪分子只需“购买服务”，就可以“傻瓜式”操作。

赵乃育 绘

调研还发现，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网络犯罪团伙所需的服务器搭建、假身份信息、受害者信息、洗钱甚至诈骗“剧本”均有专业“黑灰产业”商家提供，专业团队渗透到犯罪活动的每个细微环节。

公安部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5.5万起，抓获嫌疑人14.5万名；累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21万个，拦截处置诈骗电话5100万余次、诈骗短信6.3亿余条，成功止付冻结涉案资金1000余亿元。

电信诈骗全链条“产业化”

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马天伟、赵忠义等介绍，目前有专门的软件公司和技术人员为网络犯罪所需的网站、平台、APP等提供搭建等技术支持工作，价格并不高。“诈骗分子”直接购买、使用即可。

手法一：专业“软件商”提供“搭建平台”等技术服务

湖南省娄底市的文某强，在2019年6月纠集了16名文化水平不高的“90后”组成一个“杀猪盘”电信诈骗团伙，这个团伙成员以亲戚、朋友为纽带，聚在一起。他们无任何特长，文化程度也不高，通过购买各犯罪各环节的“服务”后，迅速实现了犯罪获利。在今年5月底至7月的两个月时间内诈骗“三盘”，获利200多万元，而其全部投入不过三五万元。

“文某强案”中，“老板”文某强安排“操盘手”通过境外加密聊天工具联系到软件公司，以每个5000元的价格开发出“广州新彩”等3个APP。

随后，诈骗团伙“操盘手”接管APP并进行后台操作，如修改资金额，封盘（关闭）等。“做这种东西技术难度不大，里面的许多功能都是假的。三个APP内部功能也完全一样，只不过是改了个名字，换了个‘马甲’。”马天伟说。

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破获的一起团伙藏身迪拜进行“比特币投资”诈骗的案件中，涉案投资平台网站和APP制作方为上海的一家科技公司，该公司除了给这个犯罪团伙提供技术支持外，还向不特定群体出售服务。而深圳一家云计算公司则向该诈骗团伙提供云加速、云防护等科技服务。

手法二：“作案工具”买卖有“成熟市场”

文某强组建团伙后，从其他团伙购买了数十部安装有微信、流量卡的手机。民警介绍，微信对新开账户的管控力度逐渐加大，新注册的微信号发布敏感信息等容易被封号，于是专门的“养号”团伙就针对性地出现了，即提供活跃了一段时间的老微信号供诈骗团伙使用。

“时间特别短，直接拿来就用，手机里面有数据流量卡，有登录好的、已经设置好的微信号，傻瓜式操作。手机一般都是智能手机，一般都是国产品牌，五六百块钱一个。”马天伟说。

警方介绍，在一些地方，已经有了专门的成熟“手机市场”，专卖这种手机，以及电话卡、流量卡等。

手法三：甚至有专门培育“诈骗对象”的“菜商”

准备工作完成后，文某强团伙开始蓄谋作案。警方介绍，诈骗团伙作案时间很短，如文某强团伙的许多人都是“老手”，并不需要长时间培训。少数人简单培训一下就可以“上岗”。

“刚开始文某强团伙会在QQ贴吧、股票投资群物色想要投资的人，单对单跟他们进行沟通，说掌握一个平台，收益率好，然后把他拉进预先设置好的微信群里，逐步开始‘养’。”专案民警说。

将前期寻找到的“潜在”受害者拉入微信群之后，2020年5月底至7月间，文某强团伙开始在湖南株洲、江西等异地，短期租赁房屋，准备“杀盘”。这期间，犯罪分子聚集在一起，集中生活，不准使用生活手机，每人操纵一些“诈骗手机”，分工作案。

在微信群里，犯罪分子扮演不同的“角色”，甚至一人分饰多个“角色”。除了客服外，还有公务员、教师等不同的投资者，他们还会塑造很懂股票投资的专业人士，称之为“老师”。老师定期在群里讲课，发布一些高回报高收益的股票种类，让人感觉到他很厉害。

民警介绍，这个微信群中一般会有四五十人，多的时候高达八九十人，但是基本上受害者只有十多人，其他都是犯罪分子冒充。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去年破获的一起类似案件中，一个微信群里有40人，只有1人是受害人，其他39人都是由六七名犯罪分子操作不同的微信号冒充。这39个人中，有冒充的教师、公务员等角色，每天他们会发符合相应身份的朋友圈，骗取受害人信任。

在“养”的过程中，犯罪分子通过冒充的身份开始诱导受害者进行小额投资，起初他们会按照一定比例，5%到10%不等，如文某强团伙按照投资5%的比例进行回报，即投入100元，给受害人返回105元。慢慢地，受害人越来越多，投资的数额也越来越大。

总投资额到了四五十万或者八九十万的时候，数额大概到了或者时间大概到了，他们就会把软件关掉，迅速“封盘”，当天把作案手机直接扔到河里或者其他地方，马上离开当地。这便完成了“杀一个盘”。随后换地方，换APP“马甲”重新“开盘”。就这样，文某强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连开三盘，获利200多万元。

民警介绍，“培养”诈骗对象的犯罪过程，也在逐步精细化，为了规避风险，他们将一个阶段分成了“吸”“养”“骗”等不同阶段。不同于文某强团伙自己“养”诈骗对象，有的诈骗团伙可直接获得“半成品”诈骗对象，“封盘”诈骗收割即可。

太原警方近期从东北抓获一个“吸粉”团伙，该团伙即是专门为下游环节进行“吸粉”，他们接收到“养号”团伙发来指定的群二维码之后，团伙成员冒充证券公司利用购买来的股民信息，单对单联系，将一个股民拉入指定聊天群24或48小时后，这名成员获得佣金13元，超过10个人头后每拉一个人获得佣金25元，成员每拉一人入群，该团伙老板获佣金七八十元。拉入群之后，“吸粉”团伙就不管了，由下游团伙对这些“准诈骗对象”进行下一步“套路”。

手法四：“跑分平台”“水房”“地下钱庄”等提供洗钱服务

诈骗团伙不直接进行资金结算，而是通过专门的“跑分平台”“水房”等团伙以挣取佣金的方式，将钱洗白，转给诈骗团伙。

太原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负责人张虹说，网络犯罪“洗钱”也经历了几个阶段：起初为银行卡取现模式，在银行卡多级流转后，雇佣“车手”将钱取出来。现在则多通过第三方、第四方甚至第五方平台等进行流转，即钱入卡之后迅速转账，然后以购物、购买基金、股票等方式，进入资金池，或者通过对公账户，以企业交易的方式进行资金流转。

民警说，洗钱团伙通过多张银行卡互相转，一级卡转到二级卡，二级卡再转到三级卡，转到七八级的时候，有些会购买股票基金，或者伪装成商户转账。“经过几个层级以后，钱有可能充到境外赌博网站，或者是购买基金、股票等。这样钱就进了大资金池子里，再出来的时候，就分不清楚哪一笔钱是诈骗款，相当于洗白了。”

文某强团伙与上下游“服务商”交易往来全部以“电子加油卡”作为支付手段，1000元额度一张的加油卡，将条码拍下来发过去即完成了交易，搭建一个APP只需要5张卡。

山西警方侦破的罗某勇“跑分洗钱”案中，罗某勇将自己团伙的支付宝账户二维码挂到境外赌博网站，赌资全部进入罗某勇团伙支付宝中，该团伙收账转账“洗钱”，最后通过中间人，将钱转入赌博网站指定用户，完成“跑分”。仅2018年3月的5天时间内，该团伙5人“跑分”600多万元，佣金约为8%到12%。

手法五：虚假身份信息和受害者数据找“卡商”

无论是诈骗团伙，洗钱团伙还是提供作案工具、诈骗对象的“菜商”，他们使用的均是假身份信息，这部分“服务”提供者被称为“卡商”。他们寻找相应的人购买身份信息“四件套”或者对公账户“八件套”。

“四件套”为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卡和银行U盾，每套第一手价格约500元到1000元，流转到诈骗使用者手中每套可达七八千元。“八件套”则包括营业执照、印章、对公账户、U盾等。第一级价格为每套1500元到2000元，到使用者手中每套高达上万元。

山西晋城25岁男子王某杰在今年3月，组成团伙，以本人或他人名义大量注册公司办理营业执照，注册对公账户。同时也通过微信群在网上收购银行公私账户，通过网络和物流寄递方式卖给境外诈骗和赌博团伙。王某杰甚至亲自偷渡境外指挥，以每个对公账户10000元至18000元的价格贩卖给境外的犯罪分子。

手法六：部分新技术成为犯罪“黑科技”

随着网络技术更新，一些不法之徒也不断使用新技术、新应用来逃避警方打击，比如Goip网络电话就是近年来诈骗分子的“新宠”。

山西省公安厅打击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工作专班的任鑫峰介绍，Goip设备是网络通信的一种硬件设备，支持手机卡接入，能将传统电话信号转化为网络信号。一台设备可供上百张手机SIM卡同时运作，还可以远程控制异地的SIM卡和Goip设备拨打电话、收发短信，实现了人与SIM卡的分离，达到隐藏身份、逃避打击的目的。

手法七：“犯罪套路”也能购买

生活中，各种类型的电信诈骗手段和套路层出不穷，却又似曾相识。民警介绍，“黑灰产”中还有专门制作诈骗“剧本”的团队，这些不乏心理学、文学、侦查学背景的专业人士，编造“套路贷”“杀猪盘”“冒充公检法”等各种犯罪套路。

“‘杀猪盘’原本是通过冒充谈恋爱等感情手段诱使受害者投资或赌博，在文某强案中，谈感情的阶段直接省略了，上来就是投资诈骗。”民警说，诈骗套路也在变化。

农民工、大学生等沦为诈骗分子“工具人”

网络犯罪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导致一些农民工、大学生等弱势群体成为犯罪的“工具人”，沦为犯罪“帮凶”。

有民警表示，从近年来破获的案件看，受雇开卡的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辍学的社会闲散人员、外出务工人员、在校学生成为主要目标。这些群体欠缺社会经验，爱贪小便宜，法律知识淡薄，受利益驱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晋中市民郝某某因大量出售个人信息被抓后，警方发现他名下的公司有五六十家，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交代，一些中间人会提供机票安排他到各地注册公司，开对公账户。

今年8月，郑州警方公布一批230人买卖账户、冒名开户的人员信息，其中“90后”占比超过一半；温州警方同月公布的一批涉嫌买卖银行账户、冒名开户的160名人员名单中，“00后”占比一成多，“90后”82人占比约一半。

除出租和出售银行卡、账户等信息外，警方介绍，目前大学生向犯罪分子出售或出租微信号现象愈发普遍，用过1年的微信号一手出售价格约180元，三年以上的则达到500元。

在这种畸形的犯罪链条中，也不乏“黑吃黑”的现象存在。郝某某在手头紧张时，会将自己名下出售或出租的银行卡进行挂失，偶尔也能截住部分往来资金。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公诉的一起电信网络诈骗“黑吃黑”案中，嫌疑人假意卖卡，将售出的银行卡挂失补办，截住的诈骗款由此被据为己有。

斩断“服务”链条 铲除“黑灰产”土壤

山西省公安厅打击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工作专班负责人贾勇生表示，遏制网络犯罪不能仅依靠打击，要消除其屡禁不绝的现状，必须加强源头控制，斩断“服务”链条，铲除“黑灰产”土壤。

首先，通信运营商必须切实加大通讯卡“实名”管控力度，斩断“两卡”贩卖产业。比如，目前可以单位等名义批量办理的流量卡、物联网卡等被犯罪分子惯常使用，成为管理的薄弱环节。

2020年10月10日，国务院召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断卡”行动，提出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其次，加大对对公账户等的金融监管、治理力度。目前一些对公账户冻结难度很大，有民警反映，发现涉嫌犯罪的对公账户后，一方面难以查到具体开户银行，另一方面向开户行提供相关冻结手续后，有的银行也存在配合问题。他们建议，金融系统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对开户人员进行核实调查，堵塞虚假开户，对频繁转账的异常现象加大风险控制。同时，银监系统应出台规定，实现对公账户中犯罪资金快速冻结。

再次，完善法律法规，对“黑灰产”从业者严打重判。民警反映，目前《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犯罪各“服务商”行为单独入罪，但现实中操作难度大。

受访者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首先量刑过轻，难以起到威慑作用，此罪最严重情形才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且对许多“黑灰产”环节并不适用，如打击对公账户买卖，警方主要以倒卖国家机关公文罪立案。而且，为网络犯罪“提供服务”的环节链条愈发细化，难以形成证据链。此外，此类犯罪随着时间推移证据灭失极快，许多犯罪分子被轻判或判缓刑，这些人出来后不少人“重操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