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聪悦：西方民主遭遇严重“代际危机”

最近两年西方国家研究机构发布的多份调查和研究报告都显示，全球范围内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相较于他们之前世代的同龄时期，对“西式民主退潮”的认知都更为显著和笃定了。

“民主退潮”与“青年震荡”同频共振

随着“千禧一代”和“Z世代”不断强化数量优势，并且变成各国人口、劳动力和选民群体的主要梯队，他们也成为西式民主国家经济不景气、政治极化和社会权力“内卷化”等不良后果的主要承压者。

加之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引发的心理压力和就业黑洞，都对即将或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群体带来格外沉重的打击，而一些民主国家政府防疫抗疫反应迟滞、相互推诿的姿态，也进一步透支了年轻世代对本国制度和福利的信心，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一边质疑“民主红利”是否真实存在，一边被政治素人、新兴政党以及一些非主流政治运动或主张吸引。

换言之，“民主退潮”与“青年震荡”同频共振，这意味着全球大多数民主国家至少在制度层面不得不应对一场史无前例的“代际危机”。

质疑西式民主的三大表现

当前年轻世代对西式民主的质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越来越视传统民主政治要素为“鸡肋”。他们看似政治冷漠的背后，其实是极度厌倦“重形式、不重实质”的西式选举民主，以及对“议题导向型生活政治”的热烈推崇。据此，各国年轻人不仅排斥政治作秀和政客套路，更乐于有效利用社会网络给民意赋能，试图将其打造成政治博弈的“替代品”而非“备选项”。

二是民主满意度“低谷”集中出现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西欧和“盎格鲁-撒克逊”民主国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四个地区。无论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裹挟的拉美和非洲国家陷入转型疲劳（transition fatigue），抑或自我标榜“民主灯塔”的西方后工业化国家遭遇民主的“天花板”，在年轻人看来结果大同小异，即曾经的民主多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虽然较好地犒劳了前辈，但错过了发展最佳窗口期的年轻人却不得不为政治腐败、贫富悬殊等制度“副产品”买单。

三是年轻世代对民主的不满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对主流价值观及其载体的反叛，表现为同时向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靠拢。徘徊于中下阶层的不少年轻人被牢不可破的贫富鸿沟磨平了实现阶层跃迁的理想，在他们看来，投靠右翼民粹主义、抑制文化和身份不安全感成为值得牢牢抓住的“救命稻草”。与之相反，中产及以上、高学历的“千禧族”则在社会政策方面崇尚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偏左，以改善弥漫全社会的经济不安全感为己任，故而左翼民粹主义恰恰迎合了他们对社会正义、公民能动性、自我实现的想象。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年轻世代通过从民粹主义理念、政党以及激进候选人处寻求“秩序”、重拾安全感等方式“惩罚”民主，但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它实际是以牺牲国家长期战略稳定和长远发展为代价，来暂时缓解民主合法性与有效性危机。

西方民主代际危机原因何在

那么，西方民主遭遇代际危机原因何在？抛开相关各国的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不谈，如下几个因素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年轻世代反感民主的“催化剂”。

首先，所谓的民主红利“口惠而实不至”，社会安全网也遭到有意无意的弱化。无论“千禧一代”还是“Z世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对冷战时期严酷的意识形态斗争缺乏概念，恰恰相反，却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中一路成长起来。其结果是，他们中不少人很难把民主看作引以为傲的价值高地或“良治”的代名词。

另外，根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贫富悬殊一直是西方民主政体的弊病。为了缓解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比较典型的做法就是强化再分配，以及构筑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在内的雄厚社会安全网。但近年来，随着民主国家后继乏力、政党极化、社会撕裂，原本能为年轻人提供助力、缓解经济和心理压力的再分配机制日趋失灵，社会安全网也遭到有意无意的削弱，故而如今年轻人面临的社会竞争残酷程度、债务和生活压力都远高于曾处于相似年龄段的父辈、祖辈。加之阶层固化严重，个人际遇越来越不取决于天资和后天努力，而是很大程度受到家庭出身限制，这使不少年轻人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尝试受挫，对民主的失望不言而喻。

其次，脱离草根的民主与“功利民主”作祟。全球年轻世代的民主满意度之所以下降，一则在于“民主失焦”，意即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直观感受到民主暗含的“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吸纳人民参与决策”等精髓要义。二则更令年轻人失望的是，民主在政客角力中加速“功利化”。一些所谓的政治精英对真正事关民生的发展议题采取权宜策略，对彰显年轻人全球意识的气候变暖、环境保护、难民安置等问题缺乏关注，但却就竞选环节大肆注资、百般投入甚至权力滥用，把输出民意的过程彻底打造成了一场金钱与政治相互勾结的闹剧。以上种种现实无疑使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年轻世代在审视本国民主制度时也早早戴上了“有色眼镜”。

再者，数字化重置了民主门槛，也加速了政治愤怒的廉价复制。年轻世代生逢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普及之时。谙熟此道的他们快速将互联网打造成了开展政治监督的新场域，有效消弭了政治参与的空间和时间壁垒，并用网络的自由、平等、多元、去中心化持续削弱着传统民主的“神圣感”。

但与此同时，对身处劣势的年轻人而言，数字鸿沟却又变相拔高了民主参与的技能门槛。这种公民对信息获取和社会参与的非均衡状态，助长了年轻世代的不满。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某种程度上还为另类政治、极端言论、吊诡之辞提供了空间,一些颇具煽动性的政治口号由此频繁地在年轻群体中得到个性化共享。政治愤怒的“廉价复制”促使一些血气方刚者主张绕过代议制民主的繁冗规程和无谓争论，用横向化、分散化、去中心化的直接政治参与模式表达自身诉求。（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