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补齐社会治理弱项需久久为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在“十四五”要实现的“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一主要目标中，提出“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要求。但“社会治理还有弱项”仍是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中的重要因素，需要在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中予以增强和提升。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社会发展有其自身逻辑，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会随时代而变迁。在改革开放之前，民众主要生活在自然村落，或者单位大院，虽然住得挤了点，生活差了点，但胜在熟人社会，生活稳定，人情浓郁，一家有事百家忙，人们心里还比较踏实。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开放相互促进，单位制解体，自然村衰落，人口迁徙与流动变得经常，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但除了“暂住人口”，大多都是第一代“新移民”。对门不敲门，隔壁不往来，同在屋檐下，却如陌路人。公共服务由基层政府负责，小区日常由物业服务提供，停车、养犬、绿化、卫生、物业费等等小摩擦、小矛盾有时却难以解决，甚至可能引发群众聚集。基层组织弱化、悬浮化，自治、德治无从谈起，社会基层治理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由于基层社区的社会资本严重不足，以前邻居在学校、幼儿园代接孩子，或者接了孩子“寄存”在邻居家的现象已经极其少见。其他如水管漏了，电灯坏了，车子刮了，甚至脚脖子扭了，也都主要是靠市场服务，很难指望邻里相助。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在提升，但社区的自我服务却严重萎缩，居民即便有了住房却依然感觉无根基、有小区却无家乡，社区归属感严重不足，买了房也不过是“寄居式”生存，并不能摆脱心灵的漂泊和焦虑。

居民的安全感与社会的安定性高度相关，基层组织和治理能力不足，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隐忧。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之后，中国开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社会治理在社会建设中，也日益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基本形成，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体制、基层社会治理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体系，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精细化、网格化管理体制深入推进，并逐渐形成综合治理格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可以发现一个从最开始强化严打、为社会提供基本治安秩序，到投入大量顶层设计、立法行政、执法司法、编制经费、技术设备等大量资源以维持社会稳定，再到更加注重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等各主体共同参与、民主协商的渐进过程。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急遽变革的同时，维持了社会稳定，甚至成为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而这个过程的显著特色，就是在社会治理上越来越注重社会和公众的参与，越来越强调民主协商，越来越强调法律制度和技术应用的结合。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党和政府的强力主导下，治安秩序这个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已经得到了高水准、高质量的供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对社会稳定的刚性维持固然必不可少，但正在日益接近它所能达到的高限和边界，虽然成本不断企升，但效应却可能在边际递减。这就需要更加发挥基层社会、公民个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更加注重民主协商和公众参与，尊重人民在社会治理上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国家的能力天然在于办“大事”，但政府办“大事”的能力，一定会遭遇一些民生“小事”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厘米”难题。对于这些“小事”，政府经常是吃力不讨好，费力也办不好，必须依靠居民的自觉和自治。这就要让他们组织起来，提升基层自治水平，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解决好身边的“小问题”。自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长期以来，重政府轻社会、重大事轻小事、重服务轻参与、重管理轻治理，效果不错，但总是不能竟齐全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强化社会治理的弱项，首先就是要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和社区自治的基础地位，放手发动群众，引导组织群众，提高基层自治水平，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逐渐使一盘散沙的小区变为邻里亲睦的社区。（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