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礼：美欧关系能改善到何种程度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23日与欧盟和北约领导人通话，强调对深化和重振跨大西洋关系以及对北约的承诺。欧洲领导人则邀请拜登明年与美国欧洲盟友会晤并访问北约总部。过去四年的跨大西洋关系让欧洲苦不堪言，那么拜登上任后会让美欧“再续前缘”吗？

鉴于拜登表现出的改善与盟友关系的愿望，美欧关系回暖可以说毫无疑问。但问题是能改善到何种程度。抛开美国政府换届这个“偶发因素”，从影响跨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来看，前景似乎并不乐观。

首先，时代格局转换，维系跨大西洋关系的纽带越来越松。鉴于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美欧可以说是全球最重要的盟友关系，也曾一度“铁板一块”。要想展望未来双方关系紧密程度，也需回到历史中看，探究到底是什么曾将双方紧密黏合在一起。冷战时期的跨大西洋关系是各历史时期最密切的，美国为欧洲提供安全庇护以及经济援助，欧洲则全方位配合美国的战略需求，当时的关键因素是共同应对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也就是说，欧洲安全问题是维系彼时跨大西洋关系最重要的纽带。

而在冷战结束后，随着共同“敌人”消失，美欧关系不可避免地走上渐行渐远的轨道。这一过程中，双方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有些重大事件还会放大这些矛盾，比如伊拉克战争，虽然事后双方关系有所恢复，但紧密程度不如从前。从当前国际格局看，美国对外战略重心已经不在欧洲，而将目光瞄准印太，这种情况下再要求美国增加对欧经济和军事投入已不现实。

具体而言，即便在拜登任内，美国可能仍会要求欧洲国家增加军费，更多承担本地区安全责任。对美国而言，除了这一地区的传统安全威胁下降，欧洲周边地区的重要性也在下降。比如中东作为欧洲的周边一直是欧洲的关切，同时也是美国的能源来源地，因而美国也曾非常关心。但随着美国能源独立，中东作为能源供应地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下降，但它对欧洲重要性不减，因而很难期待美国为解决欧洲人的关切而承担更多责任。尤其在疫情下，美国自身也面临严峻财政负担，欧洲及其周边安全未必是美国的优先考虑，华盛顿不会愿意在这方面花费太多人力物力。

其次，美国和欧洲都有自身问题，改善跨大西洋关系面临内部政治阻力。在美国，拜登虽然“赢了”，但特朗普并没认输，其支持率被选前的民调严重低估。这意味着支持特朗普及其政策的力量仍然强大，很可能会掣肘未来的内外政策。美国国内政治现状体现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比如美国全球竞争力相对下滑、国内中产阶层比重下降以及贫富差距拉大等等。这导致很多美国人不满、对传统政治精英也不信任。这次大选后，即便美国换了总统，国情的改变也非一朝一夕之功。美国国内现状可能仍将推动美国政策趋向保守，实力下滑的美国要重建“领导力”并非易事。

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虽对拜登胜选表示祝贺，但战略界仍有相当强的力量呼吁对大西洋关系保持冷静。

过去数年，在美国单边主义冲击下，欧洲人认为世界回到“强权政治”的风险在增加，由于欧盟并非主权国家而且英国又离开欧盟，要在全球主要力量的博弈中占据主导权，必须谋求“战略自主”，比如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增强欧元的国际使用等等。仅仅因为拜登胜选就放弃“战略自主”，对欧洲来讲是有风险的。拜登的对外政策具体怎样还不得而知，即便他重视对欧关系，四年后会否再有特朗普式人物卷土重来也未可知。而且，在美国压力和疫情危机下，困难重重的欧洲一体化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比如通过“复苏基金”实现欧盟成员国间进一步的财政转移。预计欧洲不会放弃巩固内部团结和实力建设的机会，对美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言听计从”。

第三，诸多棘手矛盾难以调和，“大西洋主义”必须面对现实。在特朗普政府任内，美欧矛盾的“全面开花”是史无前例的，其中一些并非能够随着美国政府换届而消失。比如欧洲要对美国科技巨头征收数字税的问题，这是技术和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的新现象。不论谁当美国总统，美国公司都不愿被欧洲课以重税，而在欧债危机后，拓展税收来源又是欧洲国家的重要任务，相关欧洲国家也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还有波音和空客的补贴纠纷问题。在航空业遭疫情重创的情况下，不论美国还是欧洲国家都难以减少对飞机制造商的支持，因此矛盾也难化解。

还有对华关系方面，这毫无疑问会是拜登政府的外交工作重点，很多分析都认为他会重拾盟友体系，尤其加强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协调。过去几年，欧洲国家与特朗普政府矛盾重重，在对华关系上也拒绝“选边”。那么未来面对拜登伸过来的“橄榄枝”，欧洲是否会接招呢？两难选择，很难给出答案，更大的可能是犹豫，而且欧洲国家之间意见不一，无法形成“一个声音”。如果欧洲不能有力配合华盛顿的战略部署，美国对欧洲的重视程度预计也会有所保留。

总体而言，冷战后的跨大西洋关系时松时紧，但总体向更为松散的方向发展。拜登上任后，双方关系可能会有过度松散后的回摆，但难以回到“从前”。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已开始将对外战略重心转向亚洲，欧洲已经开始受到“冷落”。在当前的格局背景下，拜登也不太可能将对欧关系列为最优先目标，跨大西洋关系预计回暖程度有限。（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