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正在复兴的中国强大而可亲

庚子年已近岁末，这是我们对风险、震荡、加速等范畴感受分外强烈的一年。很显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历史正处于分水岭和转折点上，中国需要做好包括心理在内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其中，基于中国视野对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的构成及其变化作出重新审视和把握，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因为合力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历史大势。最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显然强化了这一提醒。该文认为，中国虽然在复兴，但却“孤独”。这个孤独，当然不是中国武侠小说里的“独孤求败”之本义，而是想发出中国作为“另类”缺乏朋友的唱衰论调。这一充满浓浓酸味的主观臆想，折射出西方一些人对中华民族复兴步伐越来越深重的焦虑情绪。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最新调查发现，“近20年来第一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强国，其发展严重威胁到美国”。

在西方一些人看来，冷战结束之后，整个世界似乎变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但今天，中国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与30年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西方一些学者眼中，这一权力的转移过程势必带来“势力范围”的重构。其实，所谓势力范围是一个与霸权和殖民相联系的概念，西方将中国与势力范围联系起来，对中国人来说可谓五味杂陈。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历史总体上呈现出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不断奋斗和牺牲的过程，是对西方将中国纳入势力范围企图的一次次拒绝和抵抗。苏联解体之后，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受到重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条件下，中国也是在坚守和撑持社会主义的根据地，这恐怕是中国对“势力范围”一词时间距离最近的一次体会。

对于中国来说，追求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与所谓追求势力范围决不能混为一谈。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中，和平发展是其内在的价值规定。中华民族的复兴不走西方大国的老路，并非出自时代条件变化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不会基于西方几百年来的强国逻辑、按照自然法则的思维方式行事，这与其说是中国的自我约束，倒不如说是中国的价值自觉。中华民族的复兴，与社会主义这一新文明类型的建构是内在一致的，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做超级大国，它虽然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却早已与霸权主义划清了界限，没有交汇的可能，这也是某些西方国家按照其思维方式总是读不懂中国的地方。由此决定了，霸权主义语境下的所谓盟友、联盟都不在中国复兴的话语框架之中，这里只有朋友和伙伴，对此，我们还需要作出话语体系的整体性阐明。

这个准备工作，需要充分汲取“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有益养分。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出发，将美国、苏联视为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等“中间派”视为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视为第三世界，这一将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与中华文化传统有机结合的思想遗产，依然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力量构成及其变化的科学工具。其现实意义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其一，坚持对两极思维和“西方中心论”的超越，思考和把握国际关系与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其二，坚持第三世界一员的自身定位，奉行与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的优先原则；其三，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追求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需强化主体能动性，努力建构和夯实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以中国自己的事情为中心，不断做强、做优、做大自己。换言之，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主要取决于如何正确认识自己和处理自己的问题。花香蝶自来，最重要的永远是做好自己的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另一方面，“德不孤，必有邻”。秉持“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义利观，我们牢牢站在价值制高点上，广交朋友，广结善缘，无需“大哥”气派，只有大国胸怀，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让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