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遥：莫以“道德高下”简单化美国选战

美国是头号军事强国，经济总量亦独占鳌头（尽管消费而非生产是其中的大头），由此形成的全球影响力，使其总统大选无法不成为全球焦点，也的确值得中国人持续关注并研判动向。然而，在众声喧哗中，以非善即恶的简单标签评判美国政客，进而在美国建制派与民粹派之间选边插旗，极具误导性。

第一，把民粹派贬为乡野鄙民，将误诊美国政治的病根。民粹派与建制派的根本分歧，在于美国的海外扩张霸业——资本扩张与军工扩张——应予维持还是实行收缩。特朗普的背后是美国本土工业财团。一方面，本土工业财团要求资本回流美国投资，跨国金融财团却要求资本流向世界增殖。冷战结束后，跨国金融资本引领美国的去工业化，其全球利润却并未惠及美国的国库和民生，反而使贫富鸿沟显著加大，遂日益引发失势民众的心理落差与情绪愤怒。这些人群正是特朗普2016年胜出的选民基础，即便来年他挂冠而去，身后7000多万选民却不会凭空消失。另一方面，本土工业财团要求减少海外军事投入，军工复合体却坚持继续战略扩张。正如冷战的擘画者凯南在晚年时忏悔，“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成百万的人已经习惯于从庞大的军工体系和国库拨款中谋得生计。特朗普上台后，一定程度主张在海外战略收缩，在热点地区与军事同盟中的“退群”趋势体现的正是本土工业财团的政策主张。

第二，把建制派捧为谦谦君子，将误读美国精英的本质。民粹派的崛起与上台，不过是一系列问题的病征而非病根。病根何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与跨国财团日益绑定一处的美国建制派——既包含与金融财团关系密切的民主党建制派、也包含与军工复合体关系密切的共和党建制派，理应承担更大责任。如果说特朗普对美国的痼疾是无力解决，建制派的态度则是视而不见。这便是为何特朗普高呼“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同党的建制派大佬、军工集团代言人麦凯恩却坚称“美国无须再次伟大，因为她一直伟大”。在此方面，民主党建制派与共和党建制派大有心性相通之处。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美国不但主导或参与制造了中东地区的新乱局，更在中国周边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时与急欲冲破他国主权管制的跨国金融财团以及高呼种族平等却避谈贫富差距的新兴科技财团保持了密切的同盟关系。拜登与麦凯恩、奥巴马同为挚友，其长期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副总统的从政经历，究竟会使其重回建制派的扩张老路，抑或迫于局势向桑德斯代表的民主党民粹派靠拢，仍有待观察。

第三，把中美关系视为中心议题，将误判美国外交的动向。总有人一厢情愿地认为，总统选战的核心议题都与中美关系相关。过去几天，特朗普接连解雇了五角大楼的多名高官，一些人高谈其用意是“准备以战争谋连任”，却完全忽视了任免案背后的利益集团之争。实际上，国防部长埃斯珀被解职，恰恰发生在共和党建制派大佬、前总统小布什向拜登祝贺后一天，而只要对埃斯珀的从政履历稍加留意，就不难知晓其是哪路神仙的前台代言人。美国总统只是各方利益集团的协调者，即便桀骜不驯如特朗普，四年来其内阁成员如走马灯般进出，更多反映的也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博弈和反复拉锯。

美国早已生病，内部矛盾突出、外部以邻为壑，特朗普以治病名义出场，却无法撼动国内根深蒂固的政治经济结构，只能走上强逼他国吃药的贸易讹诈之路，最后结果也只能是旧病未除、新疾已患。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其现任国务卿更是对华恶言不断，固然令人不齿；建制派温言在口，重新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世界是否即可走向大同？须看清，不论是建制派还是民粹派，不过是美国面孔的AB面，都是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对话沟通、以斗促和的交往对象。对中国而言，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义，面对美国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拉扯与斗争，我们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在民心思变中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大局。（作者是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