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东：美重塑北约将致大国关系更多动荡

美国大选带来的震荡，也引起人们对北约这一跨大西洋关系联结关键纽带走向的关注。“西方”一词的政治含义在渐趋裂化，西方国家忧患意识在增强，作为“西方”关键体现的北约确实在经历着新危机。如何看待北约的命运？

首先，北约依然是美欧进行有效安全合作和仍具长期活力的关键军事政治组织。尽管北约面临30个成员国安全诉求不尽相同及美欧因费用与责任分担而呈现分裂加深的困局，但它却是目前欧洲多数国家与美国确保自身安全且能发挥效能的多边制度。

过去30年中，北约始终处于自身机构与使命的调整进程中：五轮扩大使其新增了14个成员国；参与前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战争使其军队行动范围延展到北约领土以外区域；多样的伙伴关系计划使其伙伴国遍及世界六大洲。它的演变如此具有综合性，以至于不同成员国或伙伴国在其中总能找到满足合乎自身诉求的要素：东中欧与波罗的海国家以它防范俄罗斯；德法英以它化解“德国问题”和各国间军备竞赛再现的典型安全难题；美国以它确保对欧洲安全构建的主导权，不同伙伴国则与其联系以寻求加入、与其仅构建信任、阻止其强化功能等不同目标。尽管当前北约尚未寻求将其成员国资格向他国普遍开放而变为“全球北约”，但其行动与制度的全球扩散正在并将继续使其沿着“全球化北约”道路发展。

其次，当前跨大西洋关系日趋松散化使北约再陷困境，但长时段看，北约却有克服自身危机而不断与形势相适应的发展历程。自1949年成立至今，北约成员国间在涉及重大事件时不乏激烈争吵抑或相互威胁，但最终都以平息而非破裂告终。美欧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危机、1990年代初“使命迷失”危机、2003年伊拉克战争危机等莫不如此。近年来特朗普政府“甩锅”和“威胁退出”导致的北约严重危机，也很大可能会因拜登政府执政和再塑联盟的战略而扭转。尽管有“成员国在条约生效20年后可自愿退出”的规定，但成立71年以来没有一个国家选择退出北约。北约发展有明显的韧性。

新冠疫情对北约国家打击异常沉重，目前在确诊人数最多的前10个国家中有5个是北约国家。北约不得不降低在域外行动能力，缩小部分计划中的军事演习规模，仓促部署军队医疗资源应对疫情。疫情的泛滥将北约带入一场迥乎往常的危机，其对北约转变的长远影响仍需观察。

第三，就本质而言，北约是军事联盟，没有明确界定的外部敌人，北约就会削弱或瓦解，很难强力持久存在。尽管法德等国希望以北约维系欧洲自身安全诉求，这始终与美国想借北约在欧洲区域之外的行动以满足自身地缘政治角逐诉求之间存在争执，尽管欧洲发展独立防务实体与其是否最终会脱离北约之声不绝于耳，但美国的主张通常主导着北约演变和欧洲安全的重大议程。的确，北约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最重要战略资源，是其主导欧洲安全构建及服务于美国在地缘政治角逐中压倒其他大国的关键工具。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改善与西方关系的诸多努力所得到的回应，是北约始终坚持将俄驱逐出欧洲安全构架进程的行动。北约扩大吸收的一些新成员以及诸如乌克兰、格鲁吉亚等正在申请加入的国家，无不视俄罗斯为对抗目标，北约反俄功能始终不断在强化。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约驱逐俄罗斯并不惜与俄对立的现实可谓一例鲜明写照。美俄间围绕欧洲安全主导权之争没有任何妥协空间，双方深刻敌对只会持续加深而难以改变。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此前关于“俄罗斯是美国最严重威胁”的主张坦诚揭露了美俄关系本质。

近年来，北约始终不断强化与日、韩、澳、新等亚太“联系国”的防务关系，并推动实施“北约亚太化”进程。这与美“印太战略”落实及将中国界定为最大战略竞争者定位相呼应，呈现将成功驱逐俄罗斯出欧洲安全进程的“经验”转而应用于边缘化中国进程的倾向。这势必将带来亚太安全环境更趋复杂的局面。尽可能深入全面了解北约与俄罗斯互动的历程，将有助于中国在与北约互动中实现“以我为主”应对策略的良性势头。

总的看，北约是冷战产物，更是美国以冷战思维强行塑造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关键组织，它本应消失，但它至今的演变内涵如此复杂，以至于它同时拥有了一些超越冷战的功能。未来的美国政府可能对北约再次注入活力的政策将会导致大国关系的更多动荡和国际安全格局的更大撕裂。（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