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气变治理转“绿”，减排着眼三大抓手

虽然美国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仍有待官方宣布，但已经发表“胜选演讲”的拜登日前公布了500人的过渡团队名单。而且，拜登过渡团队还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下一任期的四大优先事项，包括应对新冠疫情、促进经济复苏、恢复种族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任期四大任务之一，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这显示了拜登未来计划实行气候与绿色新政，让美国重归国际气候治理队列的决心。

实际上，在此前的竞选辩论中，拜登就曾承诺在当选后第一天就重返《巴黎协定》，确保美国实现2035年前电力部门零碳排放，并在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携手推进全球气候变化事务；将在零碳电力、可再生能源产业、电动汽车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这一承诺如果兑现，将为全球能源转型和能源结构调整创造重大发展契机，也为中国清洁绿色能源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和挑战。

首先，零碳电力目标加速煤电退出进程。不同于特朗普政府持续投入资金支持“煤炭优先”计划，拜登团队强调通过发展风电、光伏等清洁电力以实现2035年前电力部门零碳排放，这与旨在终止燃煤发电，实现电力系统脱碳的欧盟“弃煤”目标高度一致。未来欧美有可能联手合作，督促各国根据减排目标制定煤电的退出计划，加速全球燃煤电厂的退出进程。

在日益趋紧的外部“限煤、去煤”压力下，中国的煤电行业亟需寻找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一方面，中国2019年煤电总装机10.4亿千瓦，占全球总装机的51.4%，平均服役年限却仅约为12年，其中高效大功率的超临界、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占总煤电装机的44%，总体呈现“存量大、机组新、效率高”的特征。如何实现存量机组的优化利用和有序退出，以及新建设机组的科学规划，是关系电力系统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另一方面，煤电退出过程中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及众多就业人口的转移问题也将逐步凸显，都将是煤炭转型进程中将面临的重要挑战。

其次，可再生能源迎来良好外部发展空间。拜登团队发布的《清洁能源革命和环境计划》与欧盟的《绿色复兴计划》都致力于通过政策机制设计激励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以美国为例，2019年美国发电结构中，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约占60%。在其2035年前电力部门零碳排放的目标引领下，光伏和风电将是主要替代能源。

未来欧美双方很可能会达成绿色协议，投资进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联合研发，加快可再生能源的渗透率和普及率。在形成长期、明确的市场发展预期后，相关政策将带动全球绿色基金、绿色信贷等资金流向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领域。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在产业链、技术研发及规模化应用等方面拥有一定优势，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将吸引大量投资机会，具备进一步集约化高质量发展的潜力。

最后，电动汽车市场发挥规模及优势效应。与欧盟一样，为加快推广电动汽车的使用，拜登团队计划在2030年底前部署超过50万个新公共充电站，并确保新销售的轻型和中型车辆100％达到零排放。中国电动汽车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位居全球第一，具备规模优势、技术优势以及成本优势。比较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将极大地鼓励由于去补贴而发展略显乏力的中国电动汽车企业。

显然，如果拜登团队能顺利上台，将改变美国的政策导向。中国也承诺在“2030年前碳达峰”及争取“2060年前碳中和”。因此，未来中美欧在国家间、地区间、城市间或有广泛进行气候变化合作的空间和机遇。可以预见，欧美合作减排的外部压力，也可能会倒逼中国加快能源及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中国既需要考虑合理的煤电比例，又需要规模化应用可再生能源和积极培育电动汽车市场。具体而言，可着眼“大力发展CCUS技术”、“加快推进储能技术应用”“完善绿色金融支持机制”三大抓手。

第一，结合碳捕集利用及封存（CCUS）技术，实现中长期化石能源低碳发展。存量煤电、气电机组积极开展碳捕集改造技术示范，新增机组应当考虑CCUS一体化解决方案，同时大力推进CCUS技术与煤化工、钢铁、水泥等行业的耦合利用。参考光伏及风电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路径，出台补贴或税收减免政策支持CCUS技术的规模化发展，通过规模经济实现技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

第二，提高“可再生能源+储能”部署能力，增强电力系统稳定性和灵活性。针对新批复项目实行“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开发运营，在新能源上网电价高和调节需求大的地区优先配置承担电力系统备用和灵活调节功能的储能设施，提升风光等波动性、间歇性电源大量接入后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及安全性。探索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和价格补偿机制，提高储能示范项目的经济性。

第三，发挥绿色金融的杠杆作用，支持去补贴化后电动汽车的发展。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电动汽车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电动汽车产业链，进一步降低电池及整车成本，培育产业新利润增长点，实现减轻财政补贴压力和电动汽车市场快速发展的双赢。（作者是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