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广：“十四五”规划传递重要涉台信号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牵动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近年来，台湾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两会协商谈判中断，而且还为两岸交流制造障碍，挟洋自重，以疫谋“独”，引发两岸关系高度紧张和台海局势出现重大动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遭到严重冲击，和平统一的前景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奉行什么样的对台政策，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局和祖国统一进程，关系重大，影响深远。

当前，两岸关系向何处去，已经成为一个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关键节点，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不仅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擘画出一幅宏伟蓝图，而且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实现祖国统一做出了新的判断，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把“十三五”规划建议与此次“十四五”规划建议涉台内容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新的涉台政策规划传递出的重要涉台信号。

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在两岸关系上从以某种意义上的“惠台”为导向的两岸合作双赢，转变为大陆的待遇、发展机会向台湾同胞开放。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秉持“两岸一家亲”，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其落脚点是，增进两岸同胞福祉，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受益。显而易见，“十三五”规划规划建议中推进两岸合作的目标是两岸双赢，特别是让岛内普通民众、青年、中小企业从两岸交流合作中受益，有获得感。然而大陆这一施惠普通台湾同胞的政策初衷，遭到了2016年 5月上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的无情诋毁和破坏，众多两岸交流合作平台无法发挥作用，大陆“惠台”政策无法在台湾落地实施。

面对2020年后民进党将持续执政这一政治现实，“十四五”规划建议根据台海形势的新变化，对涉台政策规划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调整，即在初衷不改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照顾台湾同胞福祉。此次新规划建议提出，“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台商台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等，积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其重点是把大陆的机会、同等待遇向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开放。这一变动真实反映了党中央在涉台政策问题上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二，重提坚决遏制“台独”分裂。2000年至2008年陈水扁在岛内执政时期，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分裂冒险一直是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重大威胁，为此，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成为那一段时期大陆对台政策的重中之重。从2008年5月到2016年5月马英九在台湾执政期间，台海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实现了两岸“三通”，开启了两岸大交流大合作的和平发展新时期，甚至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与马英九先生在新加坡举行两岸最高领导人会晤的“习马会”。这一段时期，“台独”对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直接威胁大幅下降。为此，我们看到2010年、2015年中央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没有提到坚决遏制“台独”分裂这一议题。而民进党2016年再度上台执政后，特别是近两年，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大肆推动文化“台独”、反中仇中，打压两岸关系交流；另一方面利用美国背后撑腰，挟洋自重，大搞以疫谋“独”，台海局势日益紧张，“台独”分裂的试探加快，风险日益升高。面对岛内“台独”势力挟洋自重的分裂挑衅，中央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再度提出坚决遏制“台独”分裂这一重大主张。这也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坚定有力地遏制“台独”分裂将成为我们对台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不仅要充分做好坚决遏制“台独”分裂的各项准备，而且还要对各种“台独”挑衅做出坚决回应与打击，以实际行动保持对“台独”分裂活动的强大震慑力，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把祖国统一列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建议的涉台部分，而且统一的方式和路径是开放性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和中央对“十四五”规划建议涉台部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祖国统一四个字的前面未再加注“和平”两个字。毫无疑问，当祖国统一这重大政治目标之前不再加注“和平”两个字的限定时，未来追求祖国统一的路径更宽了，方式也就更多样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祖国统一将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就中华民族和两岸同胞的最高利益和福祉而言，和平统一是最有利的。然而，和平统一既不能一厢情愿，也不是必然选择。近年来的两岸关系现实告诉我们，在外部势力疯狂干涉和“台独”膨胀挑衅之下，祖国和平统一之窗随时可能关上。为此我们必须随时做好以非和平方式遏制“台独”分裂，完成祖国统一的充分准备。只有我们做好了以包括非和平方式在内的实现祖国统一的准备，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才会最大化。

“十四五”规划建议涉台部分所释放出的这些重大信号，意味着我们实现祖国统一的意志和自信更加坚定，也意味着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务实灵活，我们实现祖国统一的路径更加宽广，祖国统一的方式更加多样，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车轮正在加速前进。（作者是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