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超级全球化受挫，新型全球化开启

20世纪90年初开启的这一轮现代全球化，因开放程度之高、经济增速之快、覆盖经济体之广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被称之为“超级全球化”。但目前这种超级全球化正遭遇巨大的挫折。所谓“去全球化”“去中国化”“去供应链”不仅发生在全球贸易与投资层面，也同时发生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层面。超级全球化时期的国际格局和经济秩序正在被打破和重构，各种力量错综复杂，而且充满了战略博弈。

从一组数据上，可以看到超级全球化呈现出收缩倒退之势。全球人均GDP增速在1990年至2001年为2.7%，2001年至2008年快速升至8.8%，2008年至2019年维持在2%左右。未来5至10年，这一速度可能会降至2%以下。超级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助推下所形成的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格局自2009年以来处于收缩态势，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势头。

这种收缩和倒退的背后是什么？另一组数据，即中国GDP占美国经济比重的曲线演变，给了我们强烈的启示。1990年美国GDP全球占比是26.4%，中国只占1.75%，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62%；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并爆发“9·11”事件，中国GDP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升至12.66%；到了2009年，这一比重则上升至35.31%；到2019年，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到了24.75%，中国则上升到了16.59%，中国GDP已相当于美国的67%。

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提出了“全球化三元悖论”,认为试图打破民族国家制度界限的超级全球化,压缩了国内政策空间,将导致全球化退潮。其理论框架提示我们，当世界各国面对开放和创新，不断让渡本国经济和政治主权的时候，承接这种主权让渡的全球治理架构出现了巨大赤字。

美国国内有一部分舆论认为，美国倡导并推动了现代全球化，却没有充分享受到红利，反而在全球经济大开放中，让中国成了最大受益者，这些人内心充满失落，开始笃定全球化秩序、全球化规则已出现问题，中国依靠所谓“搭便车”，采取“不公平竞争”抢占了美国在全球化中应得的红利。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绝不能坐等“吃亏”，它要改变全球秩序和治理架构。一方面，它以“美国优先”为由挑起贸易战，要求世界主要经济体向美国让渡利益，同时又以所谓对等开放、公平贸易的方式要求重塑世界秩序，否则就以“退群”相要挟，搞单边主义。

基于这种心理，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奥巴马政府就已着手另起炉灶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试图以美国规则为范本为全球秩序重新建章立制，同时将中国踢出重塑全球规则体系的进程，让中国被迫二次加入多边规则体系。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将“去中国化”的政策意图进一步扩大化，矛头所向不光是中国，还包括美国其他主要的贸易伙伴，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成为外交政策的唯一目的。

美国当下的对外政策不只是单一的“去中国化”，而是将“去全球化”置于其上，“去中国化”成为美国“去全球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战略意图下，美国开始四处出击，日本、韩国、德国、加拿大、墨西哥都成为美国对等开放、公平贸易、“美国优先”的“制裁对象”。按美国的要求，美国有多开放，这些国家就必须有多开放，以美国标准、规则、制度为全球秩序建章立制。但以美国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处于同一规则下的各国势必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而美国的“去全球化”与“去中国化”用意又存在明显差别。“去全球化”是基于规则的传统自由贸易与基于对等的现代公平贸易之争。前者基于市场经济、多边规则、共同利益，后者基于美国优先、美国规则和美国利益。核心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不愿再承担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责任。

而“去中国化”的实质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争。美国为巩固其全球霸权，永远占据世界第一的战略思想。先是加征关税重点打击来华投资的外资企业，要把供应链打出中国。而后发动科技战，将华为中兴等企业纳入“实体清单”，再将博弈重心引向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是出于竞争策略而非博弈初衷。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如何应对？今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近收官，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为一个新时代开局。

面向未来，中国要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方面，中国将积极建设和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提升国内供给、需求、投入、产出、分配、循环的效率，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另一方面，中国决不是在构建封闭的国内循环系统，也不是在参与国际大循环基础上向国内经济延伸，更不是在新形势下采取与世界经济主动“脱钩”的行为，而是继续推动现代全球化前行。在确保国内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推动创新全球化、服务全球化、数字全球化、人文全球化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而言，超级全球化倒退是一个基本事实，新型全球化前行仅仅是一个开始，中国的全球化应深耕东亚生产网络，推动东亚生产方式转型；应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扎实推进“五通”建设，探索建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合作机制，推进开放包容的全球化前行；应加强与美欧生产网络的全方位合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