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抗美援朝是中国工业化起点

工业化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我们要理解这个问题有着特殊意义，首先需要明白新中国成立时，这个工业化之前的农业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处于怎样的“江湖地位”、国内人民生活是什么状况。

不要说与昔日的西方列强相比，就是与刚刚摆脱英国殖民地地位的印度相比，当时的中国经济也是全方位落后。由于工业化严重滞后，民国时期中国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大致为35岁左右，是当时世界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婴儿死亡率约在200‰—250‰左右，人口死亡率约为25‰—33‰，高时超过40‰，1949年当年人口死亡率仍高达20‰；营养不良、吸毒等问题，使得20岁至40岁成年人平均体重只有52公斤，平均身高161.5厘米，残愚痴呆者占总人口的2%左右，个别地区高达4.3%；所谓“东亚病夫”既是指晚清以来的中国国势，也是指当时中国国民的身体健康情况。

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以来全面落后的中国对此体会疼彻骨髓，工业化由此成为中国几乎一切改革和社会革命的重要命题之一。然而，尽管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起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尽管新中国当时已经在广阔的中国大陆上实现了晚清以来空前的、甚至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国家统一和市场统一，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初就从西方列强手里收回了海关、内河航运等经济管理主权。但究竟能否完成这个使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尚在未定之数，首要的考验就是能否为中国创建不受外敌入侵干扰的和平环境。

毕竟，抗美援朝之前的中国在列强眼里根本不是一个有能力自卫的国家，朝鲜战场上的火焰若延烧到中国国土，新中国为工业化所做的上述基础工作完全可能全部化为泡影，收回的海关等权益也完全有可能被攫回。

在抗美援朝战场的硝烟中，新生的共和国确立了新兴世界军事强国的形象。凭借这份打出来的威信，国家经历了长达67年既无大规模外战、又无大规模内战的和平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几乎独一无二，为工业化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环境。

不仅如此，从长期来看，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还彻底确立了中国既非苏联附庸、也非美国仆从的独立自主地位，开辟了向上发展的广阔空间。

在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按照纯经济标准衡量，抗美援朝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发挥了正面的积极作用。抗美援朝并未耽误中国的战后经济恢复，西方对华全面贸易禁运也非抗美援朝所致，而是中国全面启动工业化的“沉没成本”。抗美援朝还为中国赢得了全面启动工业化的全方位援助，我们的组织动员能力在战争中大大加强，又在此后数十年里为苦于资本缺口制约的中国提供了以组织能力部分替代资本的选择。

1950年至1952年，中国军事国防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比重分别为38.19%、45.64%和32.23%，经济建设支出被挤到第二位，占比分别为30.39%、30.34%和42.40%。然而，由于领导有方、决策明智、行动高效有力，通过土改增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市场对国货的购买力、抗美援朝激发国民干劲热情、整顿腐败等机制，在抗美援朝这3年里，新中国有效消除了民国后期经济社会生活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73.8%，年均增长20%以上；社会总产值增长82.2%；国家财政收入增长1.8倍以上，全国城市就业职工人数增长97.5%，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70%。

仅用3年时间，中国就完成了战后经济恢复工作，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全面超越新中国成立前最好历史纪录，创造了全世界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最快、最平稳的奇迹。相比之下，除战争中受创甚微的比利时外，欧洲国家经济恢复一般都花费了四五年以上，少数国家10余年后农业生产仍未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通过抗美援朝，国内民气高涨，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奋斗精神空前增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苦于资本严重短缺的国家开辟了凭借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以劳动力替代稀缺资本的经济建设途径，对中国工业化进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相对于其他后发发展中国家的一大优势。

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就开始全面收紧对华出口石油产品。面对严重“油荒”，在投身事业的热情支持下，上海发电厂技术人员和工人冒着酷暑和国民党飞机轰炸威胁，完成了以煤代油的锅炉改造大工程。上海公交公司主持技术改造的朝鲜籍工程师试验中途因脑溢血猝然病逝，优秀机电专家、外资德士古公司高级工程师张德庆召之即来，政府给的薪水只有德士古的1/8，张德庆仍然义无反顾地接手研制煤气动力车。诸如此类的事迹不胜枚举。工地上招展的红旗、“突击队”、先进工作者和劳模称号……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新中国工业化只用较少的资本投入就完成了奠基工作。

今日之中国已经跃居新兴世界资本输出大国，早已度过昔日资本严重短缺阶段，无需如同早期工业化时那样高度依赖动员劳动力以替代稀缺资本，当年的许多具体做法也需要与时俱进。但这种精神干劲本质永远不会过时，我们需要继承发扬这种软实力。（作者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