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漫谈】贝宁高等教育助推减贫：如何借鉴中国经验

【作者：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团队 】

一般来讲，扶贫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任何一个政府的艰巨任务。这种挑战在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突出，因为这涉及到绝大多数人口。近几十年来，非洲国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政策，旨在促进教育、卫生、获得水、劳动力市场机会和其他提高生活质量的因素。虽然大多数国家至少在其中一个领域取得了进展，但进展还不够(AfDB, 2016,p.36)。非洲开发银行在其2016年年度发展实效审查中所作的发言反映了非洲政策目标、设计和执行之间的广阔前景和差异。与许多非洲国家一样，贝宁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战略。但它仍然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是穷人。正如世界银行和开发计划署所认为的那样，贫穷是由于缺乏和获得资产、经济增长不足或不适当以及治理不善造成的。

长期以来，脱贫政策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是明确界定贫困和绘制贫困人口图。从词源上讲，“poverty/poor”（贫穷）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over或pauper”（穷苦） 一词，意思是“一无所获”；它指的是牲畜和农田无产量或产量少（Westover, 2008）。从历史的角度看，18世纪法国的“pauvres”（贫民）与“indigents”（十分穷民）之 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前者在作物歉收或对临时农业劳动力需求低时经历了季节性   贫困。后者由于身体和精神不好、意外事故、年龄或酗酒而长期贫穷。政策的中心目标是支持贫民区，防止他们变得贫穷”。在当代，人们认为贫穷与其持续时间不太相符，而与其根据人类基本需要界定的严重程度相符。其中包括：营养食品、衣物、住 房、清洁水、卫生服务、教育等。因此，需求可分为“基本生存需求”（主要是食物、清洁水、住房和衣物）和“反映社区普遍生活水平的需求”（基本生存需求的临界水    平，卫生服务、教育等）。

可见，政策似乎是消除贫穷的一个重要变量。印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

（AmartyaSen）、巴基斯坦马布卜·乌尔哈克（人类发展指数发明家 MahbubulHaq）、孟加拉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马丁·拉瓦利昂（MartinRavallion）、尼日利亚人伊曼纽尔·巴洛贡（EmmanuelD. Balogun）、美国经济学家莫莉·奥汉斯基（MollieOrgansky）等研究人员，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如何衡量贫困，以及哪些政策可以帮助适当地与贫困作斗争。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上对贫困的理解和衡量，也影响了国家的运行。

贝宁自1990年开始民主化进程以来，制定了数十项国家减贫战略。尽管该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到 2017 年提高了 48%，但其 HDI 到2018 年在 185 个国家中仍排在第 163位，被列为“ 低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UNDP, p.300）。因此，如此多的战略和方案能否有效地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在53%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世界银行，2018）。农村地区的减贫似乎是该国任何发展战略的首要部分。

在过去十年中，贝宁的收入贫困率（以购买力平均每天 1.9 美元的门槛值）从2007 年的 33.3%上升到 2011 年的36.2%，到 2015 年上升到 40.1%，到 2018 年又上升到 46.4%。当我们考虑 30 年前几乎同一水平的国家，例如中国的许多成功案例时，贝宁的贫困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如果说高等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领头羊之一的话，那么人民的生活条件未能得到很明显地改善，是否说明该国家的高等教育对扶贫工作也无能为力呢？那么，被多数人认为在扶贫方面有不少成功经验可借鉴的中国，是否对贝宁这样的国家有启发的作用，换句话说，贝宁高教在减贫领域能学到中国什么？

本文的主要假设为“高等教育与减贫有直接的关系”，结合贝宁减贫相关研究，

总结归纳探索贝宁四所国立大学在扶贫减贫方面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如何借鉴中国发挥高等教育在贝宁脱贫减贫中的作用，提出几点启示。

一、高等教育与减贫研究

正如卢卡斯（Lukas, 1993, p.270）所说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知识的积累，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是人力资本的差异。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非洲国家什么程度的教育值得更多关注，一直引起激烈的争论。基于教育对私人和社会的回报，部分专家建议非洲国家以牺牲高等教育为代价支持初等教育，因为前者的社会回报被认为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国际发展机构一直鼓励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将教育支出集中在小学和基本职业技能上。他们认为大学提供较低的公共投资回报率，并以穷人为代价使精英受益。

不过，近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高等教育体系是减贫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高教体系中那些应对地方和国家发展挑战所需要的技术创新者和研究人员。只是需要三个关键因素的结合，否则高等教育不会对各国的发展产生真正的影响。首先，为了公共利益，大学必须作为一个连贯系统的一部分共同运作。第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必须公平，并允许来自弱势背景的有才华的学生入学。第三，教学、研究和社区参与必须满足地方和国家的主要发展需要。但鉴于大学目前的发展方向，这三个因素都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全球高等教育的两大趋势正在挑战这些假设：商业化和“分拆”——传统校园大学的逐渐解体。商业化已经影响到大学运营的方方面面，从“成本分担”或引入学费，到为私营部门提供咨询和校园服务的商业外包。鉴于世界各地对大学公共资金的紧缩，很少有地方不大力鼓励大学将其活动商业化。皮尔森（Pearson）认为，“分拆”是指传统大学的职能组合被分离出来的过程，可能导致我们所知的大学的解体。

然而，1998年 10 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内通过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明确指出：应特别注意高等教育对社会的服务作用，特别是重视高等教育在那些旨在消除贫穷、不容忍、暴力、文盲、饥饿、环境退化和疾病的活动的作用，以及那些旨在发展和平的活动，可通过跨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

二、贝宁国立大学与减贫

（一）国立大学的使命和资源

贝宁共有四所国立大学：两所综合性大学（阿波美卡拉维大学“UAC”和帕拉库大学“UP”）和两所专科大学（国立农业大学和国立科学与技术大学）。2001 年 9 月通过并于2006 年 3 月修改的总统令规定了两所综合性大学的任务如下：为贝宁、非洲和世界的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发展需要培训专业人员；参与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的发展；帮助为国民经济提供必要的动力-确保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确保教育和研究与生产之间的连贯性；确保促进和加强培训与发展和职业生活的要求相符；发展教育和研究基础设施；通过培训和研究机构与企业在国家和国际一级的积极合作，促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技术发展；促进员工对科学和技术等不同领域的进步意识和把握。（《2001 年 9 月 18 日关于在贝宁共和国设立两所国立大学的第 2001-365 号法令； 2006 年 3 月 16 日关于在贝宁共和国设立和组织两所国立大学的第 2006-107 号法令》）。

设立国立农业大学的法令在以上使命精神的基础上，强调了该大学的任务：培训人力资源，以满足贝宁、非洲和世界的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发展需要；通过培训和研究单位与企业在国家和国际两级的积极合作，促进国家科技发展和创新；协助制定和评估国家农业政策和战略；在部门部委和农业机构中发挥支持和咨询作用；发展教育和研究基础设施；促进员工对其不同农业和半农业活动部门的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掌握；通过利用国家语言作为知识工具，在科学上促进、评价和推广研究成果和本土知识；为公共和私人培训机构制定农业培训课程；确保科学、专业、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提供符合劳动力市场需要并考虑到国家、区域和全球情况的培训。

阿波美卡拉维大学（UAC）于 2018 年 11 月份通过了“战略计划（2018-2023）” 文件。其总体目标是“促进以专业化、本土知识、创新和创造附加价值观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为了达到目标，该大学将采取四项发展措施，其中包括：确保公平和高质量的教育；促进优质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以促进发展；使大学间和机构间合作促进 UAC 的发展；改善 UAC 的治理和领导。

人们可能会合理地问，这些引人注目的目标和理想与实际现实之间的最终相互作用是什么？

首先，值得强调的是，贝宁的创新系统和大学研究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地位，而且大学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没有充分融入其国家研究、创新和生产系统。这很明显地影响到国家对大学研究的认识和有效的财务支持。高教部 2019 年的财政预算中的研究费用，共拨了 10.3 亿西非法郎（约 170 万美元），占该部预算的 1.7%或者国家预算的 0.055%。从这里就能推出高教始终在减贫战略中能起到什么样的实际作用。

（二）国立大学在减贫战略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贝宁在起草文件、立法、规章、战略等方面非常出色，但很难达到预期的结果。主要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起草文件缺乏连贯性，即一旦换届，战略就不一样；二是实践环节非常弱。在减贫战略方面，自从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家从一党制走向多党制的西方化民主制度以来，先后通过了十余份战略文件。这些减贫战略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90 年至 2007 年，主要为：1992年为减轻结构调整计划的社会压力而推 动的 “ 社会紧急行动计划”（PASU）；1994年的“发展战略中的社会因素”（SDSD）；1996年的“人口政策宣言”；1997年的“最低社会需求”（MSC），即教育、卫生服务、能力加强、粮食安全和农村道路的修复等需求的保障；1998年通过的“国家定向计划1998-2002年”（PON ）；2000年通过的“贝宁长期发展前景研究”（或“前景 2025”）（Alafia 2025）；2002 年的“减贫战略文件2003-2005 年”（DSRP） 。

第二阶段是从 2007 年至 2015 年，主要包括“以增长推动减贫战略”系列，即2006-2011 年和 2011-2015 年。国家从 2000 年执行的发展战略中也纳入了千年发展目标。

第三阶段是从 2015 年至今，主要是持续发展目标主导的战略，其核心点为“国家发展计划 2018-2025 年”（PND）。

令人瞩目的是，虽然这些战略都多多少少提到了大学在发展中的作用，不过都没有给出具体的地位。这与教科文组织非洲地区教育办事处在 1986 年研究贝宁教育体系中指出传授知识方与环境的关系不佳的思想是符合的。虽然说战略的目的是培养出能够适应贝宁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的专业人员，但不幸的是，这种战略变化是由国际科学发展主导而不是人民的实际需要决定的。换言之，按照战略规划高等教育确实参与了科学研究，但它似乎并不参与对这项研究结果的利用，或者更确切地说，该结果并未被用于人民的需求。

最近，贝宁和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在就大学在发展中的地位进行激烈的辩论。政府——大学——产业关系（三螺旋线），即大学的社会经济角色正在构思中。因此，人们认为，三螺旋线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框架，从中可以对国立大学在社会发展上的功能进行分析。可以结合地区信息化、智慧化、信息产业基础等整体发展水平的特点，探索政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实现政府、高校与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助力贫困地区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三重螺旋被认为是不现实和狭隘的，因为它不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生产能力不均衡可能在于非正规部门主导的经济活动。因此，人们指出将通过大学采用社区创新体系（Community Innovation System），结合小企业和技术激励措施，最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能够直接与人口中较贫穷部分接触。

可见，一些高教实体如国立农业大学和阿波美卡拉维大学的农业科学院，在过去或者正在实施与农村地区有关的具体项目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例如，在阿波美卡拉威前校长Sinsin（Brice Sinsin）教授的领导下，应用生态学实验室完成了令人瞩目的研究项目。例如：贝宁耐昆虫高产量牛肉品种的发展，以农村初级保健为基础的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贫困与发展：非洲的理论和经验数据，牧场、气候和健康项目，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异对贝宁自然资源和沿海带畜牧系统的综合影响（2015-2018 年）等等。

尽管如此，因为缺乏宏观策略框架会抑制任何这些项目有享有广泛意义和可持续的影响。此外，大学与乡镇脱离的另一种现象是，大多数毕业于农业科学和农业专家都在城市工作，都注重办公室工作，而不是在农业地区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利于高校在减贫中发挥作用。

三、借鉴中国经验发挥高校减贫作用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重大难题。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过去的 30 年里，发展迅速，摆脱了贫困。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是消除贫困的典范、全球减贫的主要贡献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形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脱贫攻坚中国方案，开创了中国脱贫攻坚的新局面。从党政领导，建立了党政一把手扶贫工作责任制，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构建起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脱贫攻坚大格局，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不断激发脱贫攻坚对象的内生动力，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脱贫。

2019年 1 月 15 日在贝宁科托努举行的中国贝宁发展问题首届学术讨论会（CCBD1）的题目是：“中国和贝宁在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方面的经验：政府应如何行动？”这是在中国驻贝宁大使馆和国家计划与发展部的主持下，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和计划与发展部社会变革观察所共同组织的项目。专题讨论会的主要目的便是让参与者学习中国在减贫方面的一些经验。中国驻贝宁大使彭惊涛以“改善贝宁人的生活条件：与中国合作的作用”为主题介绍了中国在历史上经历的经济演变。在讨论会结束时，所有与会者都同意，贝宁在消除贫困的斗争中仍然有比较长的路要走，各社会主体也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从上所述，贝宁高校在助力当地脱贫所起作用极有限，因为两个“缺乏”：一是缺乏对贫困区的联合行动，高校及研究所只限制于其具体的研究对象，没有纳入到更宏观的框架之内；二是缺乏资金，从高等教育部预算中的研究部分就可以得出，高校或研究所没有外部支持，就很难生存下去。结合中国高校在减贫中发挥的作用及经验，有利于推动贝宁高教减贫，针对如何借鉴中国在贝宁脱贫减贫中发挥高等教育，尤其是高校的作用，提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高校的主体功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如何培养人才，是高校需要面对、思索与完成的基本命题。贝宁的历史与现状表明，人才瓶颈对贝宁发展的制约愈加凸显。学生和毕业生是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重要社会引擎。贝宁高校应注重劳动力市场需求，按需提供培养项目、技能培训以提升学生技能水平，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技术思维和创业能力，重视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以确保毕业生的就业能力，鼓励学生创业。

第二，发挥“思想库”作用。贫困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社会现象，是从多方面、多维度展示出来的，很难通过高等教育解决所有类型的贫困。但在知识型社会中，可基于知识的创新型活动、知识传播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等方式达到多渠道、多维度的减贫。贝宁高校应以问题为导向，围绕国家减贫重大战略需求，产出脱贫减贫政策思想、提供脱贫减贫政策方案、发挥决策咨询作用，充分展现“智囊团”功能，为贝宁脱贫注入智慧源泉。

第三，强化校地、校企合作。多部门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社会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思想。贝宁高校具有人才、资源等多方面优势，是区域发展的载体，有必要将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减贫中的作用置于区域内，凝聚社会扶贫合力：一方面，加强高校与当地社区、企业等的合作，通过高等教育适应特定地理空间的经济发展特征形式，形成区域创新系统，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校区的拓展、新校区的建立，为当地带来新的商业、财富和就业机会，助力减贫脱贫。

第四，加强国际合作与学习。加强国际、校际间的合作，是推动贝宁的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贝宁高校可与其他国家高校如中国在合作开展科学研究、教师培训、学术访问、贝宁留学生培养、共同开发课程和联合培养研究生等领域达成加强交流与合作的共识，并在今后一段时间的合作中，以达成的共识为指导原则，全面开展双方的合作，并着力强化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提升科研及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能力，为国家减贫提供更强的支撑作用。

贫困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是影响贝宁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反贫困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项历史任务。同样，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成立的重要投资形式，它有可能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George Epah Fonkeng& Augustin Ntembe, 2009, p.234）。正如Jeffrey D. Sachs （2005,p.3）所说的，有些事情是大学能做的，而其他机构做不到。其实，教育是一个多层面的过程，它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减少贫困。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它在开发和利用技能和知识，促进健康和教育其大多数人口方面的成功与否。贫困与教育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高校要想成功地促进减贫和发展，服务社会，就必须为公共利益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并与当地社区接触，因地制宜地发展。在消除贫困的艰难历程中，贝宁需借鉴中国经验，取长补短，更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与文化，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方案。

（作者：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团队,执笔人：吉尤姆·穆穆尼(Guillaume Moumouni)、田沛佳（公共管理学院）；【西非漫谈】2020 年第十九期，总第二十期。整理：谭梦涵，供稿：赵蜀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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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研究中心的成立， 是电子科技大学践行“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电子科技大学构建国际化跨学科研究体系、打造新型高端“智库”的有益探索。中心将立足于电子科技大学学科与国际交流优势，着眼于西非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和需求，以留学生人才培养为基础，搭建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发布研究课题，开展联合研究，为我国及西非国家提供高水平智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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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尤姆·穆穆尼(Guillaume Moumouni)，贝宁籍，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国际关系专业， 就职于贝宁国立大学任助理教授， 受聘于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任助理研究员(2020.04)。自 1995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本科毕业以来，穆穆尼博士先后担任中国企业的翻译、公关，总统特别顾问兼亚太区推广原助理、中企合伙人、企业副总裁、中非关系研究员、第三届中非论坛北京峰会文艺晚会主持人、贝宁留华协会会长等。南非国际问题学院(SouthAfrican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Affairs) 海外副研究员， 上海师范大学访问学者。发表十余篇关于中非关系的文章和二十余篇会议论文， 并在会议上宣读(包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8 年非洲论坛、第十三届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西非研究分论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