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欧洲防疫“持久战”的困境

近期，欧洲多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创新高，疫情呈加剧趋势。出于对新冠疫情的认识和自身防疫体系的特点，多数欧洲国家选择了与病毒长期共存、打防疫“持久战”的策略，因此可以说眼下第二波疫情来袭是欧洲预料中事。但第二波疫情的来势汹汹，仍暴露出欧洲“持久战”面临的困境。    

从防疫角度看，早在第一波疫情期间，多数欧洲国家就根据自身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和防疫体系的特点，做出和疫情打“持久战”的预期，因此一些国家在采取算不上严格的防疫措施后就早早地“重启”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在未实现“清零”的状态下重启，目前出现的第二波疫情来袭既是疫情在欧洲演变发展的自然表现，也是欧洲防疫策略的产物。不过，第二波疫情导致一些国家日增确诊病例破万的汹涌之势，还是超出了欧洲的预期。尽管在经历第一波疫情冲击后，多数欧洲国家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源储备，短期内不会出现严重的医疗挤兑现象，但真正让欧洲各国担心的是，一旦第二波疫情在近期不能出现较为明显的拐点，而是与秋冬季流感合流，则很可能冲垮多数欧洲国家并不牢固的防线。

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针对第二波疫情升级防疫措施，但原则仍然是“局部、精准”隔离或封闭，不搞大规模的“封城”或“封国”。为在逻辑上支撑这一策略，欧洲国家对疫情状况的关注点也会逐渐从日渐暴涨的确诊率转移到还算稳定的重症病例数和死亡数上来。例如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欧洲累计确诊病例为670.3万，死亡病例24.5万，死亡率为3.7%，而在过去一周时间内确诊病例63万、死亡5839例，死亡率不到1%。但无论如何转移焦点，如果眼下采取的防疫措施不能有效阻断疫情从特定地区向全国和全欧的大规模传播、不能帮助疫情在秋冬季流感肆虐之前出现较为明显的拐点，对欧洲防疫“持久战”的前景都难有乐观预期。

因此，在疫情发展和人为干预之间建立起能经受住事实检验的平衡关系，是欧洲防疫“持久战”面临的首要困境。如果出现判断失误或继续出现防疫措施落实不力的情况，“持久战”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滑向被动“群体免疫”的局面，而这在目前是既不科学（没有研究结果支持个体能对病毒实现长期免疫）也不道德的（在接种疫苗条件下才能实现科学的主动的群体免疫）。           

由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性，多数欧洲国家难以承受全力防疫带来的次生经济和社会代价。一些国家动用了财政刺激手段，欧盟也释放出巨额纾困资金，目的都是为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提供信心支撑，避免经济下滑过巨、失业率上升过快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但如果由于对第二波疫情出现误判而采取了“绥靖政策”，疫情就可能对欧洲形成轮番冲击，经济进一步下行的风险就会继续增大，欧洲付出的社会乃至政治代价也会更大。从避免更严重次生灾害，避免防疫“持久战”陷入扬汤止沸、得不偿失的恶性循环的角度看，欧洲国家也要掌握好疫情进展和人力干预之间的平衡。

此外，欧洲防疫“持久战”正在遭受民众“新冠疲劳症”的冲击。欧洲防疫“持久战”的主体和对象都是民众，承受疫情痛苦和经济社会代价的主体也是民众，因此能否有效解决目前出现的欧洲民众“新冠疲劳”的问题，才是最终决定欧洲防疫“持久战”成败的关键所在。一些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六成的欧洲民众开始对疫情持续状况和时松时紧的防疫措施感到倦怠，这种心理会直接转化为对个人防护的松懈、对群体性聚集的强烈需求以及对政府防疫措施的抗拒甚至逆反行为，这会导致政府即便采取了科学的防疫措施也难以有效落实，“持久战”极有可能因为民众心理难以持久而落败。

疫情带给欧洲的不仅是医疗能力和卫生体系的巨大挑战，其实也提出了需要在危机持续状态下重新建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只有打一场政府与民众休戚与共、相互支持的“人民的防疫战争”，才能确保欧洲看到“持久战”的胜利曙光。 （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