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红：解决犯罪低龄化，惩戒与防范并行

10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拟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个消息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不少网友表达了支持的态度，认为确实应当按照情节严重性来判刑，相关犯罪人员不能拿年龄小当“护身符”，但也有网友表达出一些担忧，认为这并不能有效解决犯罪低龄化的问题。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多起轰动舆论的青少年恶性犯罪案件，由于现行法律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相关规定，导致侵害人屡屡因为年龄不足14岁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引发民众的不满情绪。这次下调未成年人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一方面是回应舆论的关切，另一方面也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因素。

犯罪低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整个社会、学校和家庭的难题。一些低龄犯罪分子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未满刑事责任年龄，才有恃无恐地犯罪。随着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普遍发育较快，心理早熟现象比较常见。并且，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网络时代的普及，未成年人接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样，“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事物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建立都相对更早。同时，随着学校对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加强重视，未成年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也会相应提前。法律最基本的作用是要维护社会秩序，《刑法》的制定要能体现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如果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人犯罪不会受到惩罚，那么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就无所体现。

因此，年龄不应该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免罪牌”。从这一点来讲，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也应该做适当的调整。应当说，此次修正案的调整是符合当前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

但是，单纯的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满足的只是对个例刑事裁决的舆论期待，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手段。面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低龄化的困局，也不能完全寄托于法律和社会机制托底的矫治工作，还要注重防范工作。比如，重视未成年普法教育，提高未成年人和其监护人的法律意识，这些具有“防患于未然”意义的工作，显然也很重要。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童建明在去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所言，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专业化和社会化要紧密结合。另外，也有专家建议可考虑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成立后，将其带入特定场所进行矫治。部分人大代表也在议案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践行路径。比如，建立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建立少年法院，建立比较完备的教育矫正体系，盘活现行法律规定的工读教育、收容教养等刑罚替代措施等等。这些建议的本质，就是在保护未成年人和防范未成年人犯罪危险之间，寻求一种相对平衡。

法律应当与时俱进，回应社会正当期待，既不能一味对低龄未成年犯罪分子采取重刑主义，也不能以年龄为挡箭牌纵容青少年犯罪。法律的权威和价值，并不完全体现在处罚上，消除犯罪发生的原因也是体现法律价值的重要部分，将家庭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与法律责任相结合，多管齐下，坚持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的原则才是更佳的选择，这需要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来参与。（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