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司法公正与舆论监督良性互动

目前，多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案件，有了最新进展，比如鲍毓明案、李心草案。与最初舆论描述的情况相比，事件的真相都有较大反转。在这些案件的初期，舆论一度呈现一边倒的汹涌之势，鲍毓明、罗秉乾被刻画为十恶不赦的凶手；警方和司法机关按程序办案，却被贴上了“包庇纵容” “黑幕”等不公正标签。办案人员顶住压力，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还原真相，维护了公平正义和法律尊严，值得点赞。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的迅速勃兴，构筑了新型网络舆论场，舆论监督对于司法工作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对于拓宽了公众司法参与渠道、维护司法公正，具有积极意义。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舆论监督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必须正视的是，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由于自媒体零门槛、无边界的特点，加上网民知识水平和法律素养方面的不足，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无序参与的状态。舆论监督“踩过界”的情况时有发生，越俎代庖，充当“媒体判官”，干预独立审判，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如何构建和推进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我国建立了多层次的监督体系对司法权进行监督，舆论监督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既要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也要避免对司法权造成的不恰当干涉，破坏独立审判原则和法律的权威性。

盘点几起热点案件，其传播链条通常是，网络上各路媒体第一时间迅速介入，经由意见领袖的“加持”主导，对事件进行标签化、脸谱化定性，群体情绪开始一边倒，塑造出一个“虚拟真相”。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不是以法律和事实为出发点，而是打着正义的旗号，有意迎合“审丑趣味”，甚至刻意诱导、“带节奏”，传播小道消息，放大某些偏激诉求和片面观点，越耸人听闻，越有流量。情绪化的谩骂发泄成为主流，客观理性的声音反而被冲淡、淹没。“算法推送”形成的“信息茧房”，进一步固化了这种态势，令舆论监督偏离了正确方向，对司法工作造成了巨大压力。

司法工作有其专业性、封闭性、程序化的特点。相反，网络舆论则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许多媒体动辄不加核实就大肆爆料，作出片面失实报道。甚至超越司法程序，在案件尚未审结前，就基于片面信息进行定性、定罪、量刑。一旦形成舆论风向，公众惯于按照刻板成见，站在道德高地以“上帝视角”大肆批判，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法律”进行主观裁量，而不考虑现行法律的界定。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话语霸权”，舆论监督沦为“媒体审判”。

有一种观点认为，舆论的反应程度，是犯罪造成的社会影响力的体现，因而也是犯罪行为的后果之一，是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但问题在于，这种舆论反应首先应当建立在完整真相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比如，在鲍毓明案调查结果披露之前，韩某某被“塑造”成了一个楚楚可怜的受害者。而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联合调查显示，鲍毓明与所谓的养女韩某某实际为同居关系，不存在收养、洗脑、性侵等情况。韩某某年龄造假，其多次报案、撤案、对外寻求帮助，均是与鲍毓明产生矛盾后制造的闹剧。如果按照“媒体审判”，就会带来“误伤”，损害法律的权威。

舆论监督失当的另一个表现是轻视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法律正义价值的重要方面。而舆论行使监督权的过程中，有时对于还未超过审理期限的案件，却催促司法机关尽快结案，“还受害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否则，就按照“阴谋论”指责司法机关有意拖延。

鲍毓明案刚爆出时，某微博上拥有2800多万粉丝某大V明星，就发博文称：“没有严惩，只见保护伞，警察叔叔们的心不疼吗？”其实，“保护伞”一说纯属子虚乌有，但这样的片面之词却得到大量的转发、点赞。而有些外媒，基于国内网络舆论场，便将此案上纲上线到“引发了人们对该国父权文化和当局不愿干预性侵案件的愤怒”，这无异于为境外势力“递刀”了。

同时，不当的舆论监督，也损害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尤其是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在正当行使辩护权时，往往承受巨大压力。还衍生出了网络暴力、人肉搜索、手机短信轰炸、恐吓等“次生灾害”。超越司法公开的界限，肆意侵犯个人隐私。这恰恰是欠缺法治精神的体现。

李心草案中，被告人罗秉乾以及案发时在场的李某、任某，被人肉搜索，甚至贴上了“富二代”“官二代”等“畅销”标签。理性分析的声音，则被质疑是为凶手“洗地”，被扣上“圣母婊”的帽子而遭到打压。这种“多数暴力”，为探寻真相带来了阻力。网民不自觉间扮演了施暴者的角色。在有些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通过刻意歪曲案件事实，炒作、包装话题，营造对己方有利的舆论环境，向司法机关施加舆论压力。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当的舆论监督，贬损了司法机关形象，破坏了独立审判，消解了司法公信力，令司法机关陷入“塔西佗困境”。 

司法机关对网络舆论监督，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首要的一条是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独立办案，敢于抵制非理性、非法的诉求，这是引导舆论的关键。法院每一次的依法判决，其实都是一次对于良性舆论监督的积极反馈与合理规制。在李心草案宣判之后，很多网民对自己之前针对罗秉乾的过激言论，表达了歉意，并表示在真相完整浮出水面之前，应当“让子弹飞一会儿”。这有利于让舆论监督在不断的总结反思中，逐渐形成合理的边界和行为规范。如果屈从、迎合、妥协，反而是对法治精神的亵渎与背叛。

司法机关应当意识到，“爱之深，责之切”，对于舆论监督应当化压力为动力，不断改进工作，而不能存在抵触、对立、逃避心态。谣言止于真相。在保护当事人的隐私的前提下，把握时机及时反馈实情，才能防止各种质疑猜测和不当解读。司法公开还应进一步扩大范围、方式，提高司法透明度，增进舆论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感。近几年来探索的案件审理过程网络直播、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等方式，开辟了公众参与司法监督的新渠道，获得好评。

同时，司法机关应主动与媒体、民众积极沟通，听取意见和建议，并向媒体、民众反馈舆论监督中出现的问题。应高度重视舆情监测工作，打造由法律、网络技术、新闻传播等不同专业人才组成的舆情监测队伍，提高舆情预警效率和专业化水平， 

网民知识结构和法律素质的相对不足，也是导致网络舆论监督“跑偏”的因素之一。根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网民学历结构方面，初中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为41.1%，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占22.2%，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占19.5%。网民“娱乐至死”的猎奇心态，朴素的正义观、恩仇观、道德观，集体狂欢式的参与快感，不少与现代法治精神存在冲突，加剧了涉法舆情的处置难度。

然而，司法机关不能对网民不能一味苛责。面对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空前信息洪流和参与空间，司法机关感到难以适应，多数民众同样没有做到准备，因而往往不自觉地被裹挟到舆论风暴漩涡之中。

这恰恰对司法机关做好网络舆论监督应对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司法机关还应当主动引导，提高普法宣传的灵活性，以动漫、短视频、互动小游戏等符合网络传播特点、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一些典型案例“提取”、“再现”，令网民参与对司法的舆论监督时，有所参照、有所对标、有所警醒。媒体囿于专业方面的不足，缺少这类作品。司法机关主动“喂料”，即有利于加强与媒体的互动沟通，也为打造正面舆论攻势提供了新平台，带动社会公众提高法律素养，从而更客观理性地去审视司法工作。宏观大环境的改善，对于围观具体案件舆情，将起到缓释润滑作用。平时做足工夫，“战时”才不会手忙脚乱。

目前，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制度还并不完善，有关部门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使维护网络舆论监督程序有法可依，防止舆论监督权利行使不当甚至被滥用。考虑到出台统一法律涉及面广，难度较大，可以分步骤、分领域，针对重点焦点工作率先启动。例如，规范诉讼参与人庭外言论的问题，可先纳入法庭纪律中，要求诉讼参与人在法庭外不得发表针对案件实体部分的言论，避免影响案件审理。

再如，人肉搜索问题备受关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自今年3月1日起实施，对网络暴力、人肉搜索、深度伪造等违法活动说“不”。最高法、最高检也出台了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的相关规定、司法解释。可考虑与规范网络舆论监督相衔接，出台更细化的法律法规。

司法机关还可探索与网信、宣传等部门建立相应的联席机制，加强协作。为维护独立审判营造良好的网络空间环境。这绝非是打压表达自由，而恰恰是为了更有序、更规范地畅通网络表达和司法参与，提升参与质量。比如，可考虑出台相关指引，让舆论监督更清楚地明白“边界”在哪里，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

目前，网络环境仍然依靠参与主体的自律而非过多依靠强制措施。自媒体的违规成本太低，往往是封号，“换个马甲再冒泡”，且常常以“出于好心”作为免责理由。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扰乱独立审判、造成严重后果的自媒体责任主体，应当建立相应的惩戒机制，如纳入个人诚信记录，情节严重、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独立审判和言论自由都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原则。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工作都是以公平公正为归宿的，亦都以尊重客观事实、追问真相等为基本职业准则。二者从来就不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对立关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发展中存在的个别问题。不会阻碍法治进步的前景。相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构建新形势下司法与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共同守护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叶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