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疫情危机呼唤经济学脱胎换骨

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授予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两位得主不仅阐明了拍卖工作如何运作，竞标者以特定方式行事的原因，而且利用他们的理论，发明了一种针对商品和服务的新型拍卖形式。

事实上，面对2020年的各种“黑天鹅”事件，经济复苏的乏力，我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经济学。经济学不仅要能够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世界，这样的经济学才算好的经济学。回顾百年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经济学曾经非常伟大，也非常有魅力，因为它数次全力拯救世界。现在，尽管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其中不少就像此次获得诺奖的“用于改进拍卖理论和新拍卖形式”成果一样，成为脱离大众经济生活实践的精巧摆设。这不是诺奖出了问题，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出了问题。新冠疫情大考给西方主流经济学带来巨大冲击。

首先是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预期理论。疫情持续至今，更可能需要改变的是对抗疫的一个经济学理解。疫情已进入“新常态”，只有预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学会自救。面对疫情长期化趋势，无论是经济学适应性预期，还是理性预期都不管用，因为疫情可能会改变经济的长期态势。因此，对于企业来讲，不是简单的复工复产，更不是适应性预期问题，而是要寻找和确立新的市场定位和新的产业开拓，主动而为，积极拓展疫后发展的创新思路，实现浴火重生。

其次是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重心一直在研究资源的稀缺性上，强调经济人的自利性，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其实资源永远是稀缺的，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稀缺性资源面前如何协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最优一定不是社会最优，越是资源稀缺，越要强调协同性。按照经济人自利性，一定是一盘散沙，效率最差。从这次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之所以形成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对比，原因在于中国追求整体最优，每个人都愿意牺牲一点自由，却最先走出疫情恢复正常生活，达到真正总体的最优，而西方国家强调个人最优，结果在疫情面前出现集体非理性，社会无助无力，只能望“疫”兴叹。因此，没有总体最优，就不可能保障个体的最优。个人如此，国家如此，世界更是如此。只有当所有国家成功控制疫情，全世界才能从疫情冲击中恢复。只有当所有国家走上经济复苏之路，世界经济才能得以复苏。因此，在灾难面前，开展全球合作至关重要。

再次是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核心。这次疫情，让更多人看到，只有政府有为，市场才能更有效。政府不但要担当领导者、组织者、协调者，更要主动缓解企业困难，给予必要纾困援助，千方百计支持企业进行疫后的结构性调整和重要创新举措。政府最重要的经济责任就是：让经济环境更安全，让市场运行更畅通。正是在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下，中国企业迅速复工复产，经济运行很快畅通起来，并激发出各类经济主体的内在活力。

最后是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制度因素是外生变量的假定。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尤其是应对突发危机、降低风险影响，更要发挥制度的威力。而西方经济学有意识地淡化制度因素的作用，固执地认为制度只是经济学的外生变量。抗疫实践证明，一个好的制度更有助于稳定大局、安定人心，有助于人们从容应对挑战、化险为夷。重视经济学的制度研究应成为今后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制度更成熟、更强大，应对风险挑战才更有依托和底气。

在上世纪的“大萧条”中，新古典经济学脱胎换骨，凯恩斯经济学应运而生。这次疫情造成的全球大停摆，也给西方主流经济学一个提醒，经济学再也不能固步自封，唯有改革才是希望所在。今天拯救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路同样需要构建经济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只有各国政府齐心协力携手合作，我们才能勾勒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愿景：推动经济更加稳健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为应对下一轮疫情大流行做出更好的准备。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抗疫的实践以及经济快速复苏的经验都是经济学研究的极好素材。这是中国经济学的机遇，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机遇。（作者是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