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闻：红军名将倪志亮爱兵佚事

红军名将倪志亮，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参加过广州起义。他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征战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谋长。红一、四方面会师后，他被中革军委任命为红军大学校长，红四方面军南下途中，他兼任右纵队司令，他还曾担任总供给部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红四方面军筹集粮草；除没去西路军征战外，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几乎每一场大战。

他是徐向前最得力的助手之一。1929年6月徐向前被中共中央派到鄂东北根据地的柴山堡担任31师师长时，第3大队长倪志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说：“队干部中，只有倪志亮是中央派来的。他是北京人，黄埔四期毕业生。”此后，倪志亮跟随徐向前征战，随着红军的壮大，职务又升为师长、军长、方面军参谋长等。

他带过的红10师、11师中出了一批名将，李先念、王宏坤、孙玉清、王新亭、李天焕、陈再道、胡奇才、滕海清等一批名将，如再加上任方面军参谋长的部下，则更是将星如云。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必须要带兵，倪志亮知人善任，培养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才。

倪志亮鉴宝识才王新亭

1930年10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开始腾出手来，调集10万部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

在反“围剿”作战中，王树声、倪志亮分率1、3团，于11月底雪夜袭新洲，干净利落地全歼守军郭汝栋第26混成旅，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和军需物资，也为部队解决了冬装问题。

红军在新洲还缴获了许多金银首饰，但战士们绝大多数出身农家，并不认识，把金镯子当作铜器随地丢弃。团长倪志亮得此知此事后，立即让1营1连战士王新亭前往辨认。王新亭曾在当铺当过十年学徒，能鉴别古玩、书画、金银首饰，他鉴出了许多被弄坏了的真金首饰。这些鉴别出的首饰送到当铺卖掉，换来的钱给部队买了棉布做衣服，钱还没用完，又给每个战士发了些零花钱。

其时，一连指导员徐其德在战斗中牺牲，正缺新的指战员，倪志亮便说：“王新亭既然能‘鉴宝’，自然有文化，让他当连队指导员吧！”

于是，王新亭从此走上了政工干部行列。倪志亮慧眼识英才，此后，在他的领导下，王新亭不断进步，长征时期成长为红九军政治部主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1955年开国授衔，王新亭授衔上将。

倪志亮对滕海清明降暗升

1932年6月15日，时任红四军红11师红32团第5连连长的滕海清，牵着两匹枣红战马准备练骑术。这两匹马是前两天5连参加潢（川）光（山）战役时缴获的敌骑兵战马。滕海清对骑兵十分羡慕，他挑了两匹高大的毛色枣红马，不舍得上交，准备自己过一下“骑兵瘾”，不料，刚出璞塔镇东门，就遇见了红11师师长倪志亮和师政委甘济时。

两匹战马立即引起了倪志亮和甘济时的注意，倪志亮对着滕海清问道：“牵两匹马干什么？”

滕海清怕上级知道自己“打埋伏”，灵机一动，赶紧说：“哦，是给师长、政委牵的。”

倪志亮见了好马，十分喜欢，信以为真，说：“这个小连长，脑瓜子蛮机灵的。”说罢，让通信员将两匹马牵走了。

10天后，滕海清接到营部通知：“带上背包，到师部报到。”到师部后，师长倪志亮开口道：“调你来，是想让你到师部通信队当排长。你是否满意呀？”

滕海清不明究里，急忙回答：“干什么都可以！没有不满意的。”他心里原以为是把自己当“改组派”抓走了，只要不是被关起来，至于当连长、排长，倒没什么好计较的。

等到了通信队后，他才终于明白过来，连长改任排长不是“降”了，而是“升”了。通信队虽然只都有两个排，兵力却不少，够得上一个加强连。滕海清任排长的一排，成员都是部队的打败仗后被解职的连营干部，通常过一段时间后，又根据需要，陆续分到部队担任营长、连长的工作。这些特殊的成员，手中武器都是冲锋枪。战斗中，如果不是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师首长是不轻易动用的。

原来滕海清将马送给师长和政委一事，给师首长留下来了印象，他们都觉得滕海清指挥5连打敌骑兵脑子灵活，团里反映也不错，是个可造之才，便将他调到通信排当排长。表面上看是将滕海清降了一级，但天天与师首长形影不离，上一任排长直接去当了营长。因此实际上是升了。

滕海清回忆在通讯队的经历，认为是有收获，且得到了锻炼，印象中倪志亮师长,虽很严格，但“总体上，他对干部还是爱护的。”

西征前夕救部将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途中，在越过平汉铁路后遇到国民党重兵围堵，部队浴血奋战三天三夜，伤亡严重。迫不得已，10月16日，张国焘决定：“为了保证部队轻装行军作战，营以下职务的伤员就地遣散，自找归宿；营以上的仍然用担架抬着随军行动。”这一决定意味着，一些伤病员可能就要落入国民党军或民团手中，凶多吉少了。尽管前途漫漫，环境险恶，条件极为艰苦，倪志亮却尽可能地抢救负伤的将才，陈再道、滕海清、胡奇才等都是负伤后被他设法带入西征的队伍中，边走边疗伤的。

住在后方医院的11师32团3营营长陈再道，因8月8日在猛攻麻城陡城山时受了重伤，子弹从右臂上部打进去，又从背颈下穿出，差点打中咽喉，击中颈动脉。大难不死，他被医生告知“好好养伤，过一两个月，你就可以出院。”有一天，他在医院换药时，一阵马蹄声停在门前，原来是师长倪志亮来找他。倪志亮一见面就打趣道：“陈再道，大家在前面打仗，你小子倒不错，住在这儿不走了。”“他伤还没好，需要继续住院治疗。”医生如实地解释。倪志亮急促地说：“你别听他的。你能不能骑马？”“能骑马的话，就赶快跟我走！” 他不顾医生的阻拦，硬是把陈再道接出了医院。回到部队后，陈再道才知道师长的这番苦心，要是等到伤好再出院的话，恐怕就再也找不到部队了。人民军队恐怕日后也就少了一位上将了。陈再道每每念及此事，打心眼里感谢倪师长，因此，他由衷地评价倪志亮：“他心胸开阔，性格直爽，以管理部队严格而让战士们生畏，但他很爱护下级和战士。”

在反“围剿”作战负了重伤的滕海清也在遣散之列，他左眼处于失明状态，右臂还是悬吊着，手与小臂的伤口在腐烂。他拄着拐杖，终于追上了后卫部队，见到野战医院院长后，院长为上级的规定感到十分为难。此前，倪志亮曾在1932年6月将32团连长滕海清调到师通讯营当排长，管理一些打了败仗待分配的营连干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倪志亮对院长说：“通信队的一排长是管营连干部的，职务相当于副团级，要按营以上伤员待遇对待。”滕海清因此得以留在野战医院养伤。在翻越秦岭行军途中，师长倪志亮见一身是伤的滕海清光着双脚走在雪天中，穿着带血的破军衣，立即下令后勤部连夜赶做一件棉衣，找一双鞋，给滕海海。当晚，滕海清穿上了棉衣和布鞋。他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感觉倪志亮不仅是师长，还是一位亲爱的长兄。伤愈后，滕海清被派到保卫队当指导员，几天后又被倪志亮派到清江渡东南组织游击队。多年后，滕海清后来成长为21军首任军长。回忆红军时期的岁月，他动情地说：“他（倪志亮）是我尊敬的首长、要求严厉的上级，又是我可以推心置腹的兄长、为将做人的良师。”

西征途中带作风

11月底，倪志亮率红11师与国民党陕军在西安附近的子午镇交锋，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将陕军一部击溃后，即准备撤出战场。倪志亮带着警卫员随31团走在最后打后卫，团领导几次催促他，他就是不肯先撤。一股敌人追上来，眼看着就有被抓住的危险，倪志亮不慌不忙地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赶快撒一把光洋！”说罢纵身骑上一匹毛骡。而追兵则蜂拥而上，抢夺地上的光洋，倪志亮乘机急催胯下的骡子，摆脱了追来的敌人。这一光洋退敌的举动，在12师中留下了精彩的一页，令指战员们为之钦佩不已。

寒冷的冬天，将士们身着单衣，在饥寒交迫中日夜兼程地打恶战、行军，许多人的草鞋已跑烂跑丢了，光着脚或用破布裹着脚走路，个个都都饥疲不堪，有的人在队伍中走着走着竟然睡着了，十分危险。四方面军行进在漫川关时，时任11师32团3营营长的胡奇才走在队伍后面殿后，夜里队伍停下后也跟战士们一样睡着了。突然他被人踢了一脚，睡眼矇眬中，揉眼一看，原来是师长倪志亮牵着马站在面前，师长什么话也没说，上前就给了他两个耳光，打完后骑上马朝队伍奔去。胡奇才被打醒后，睡意顿消，急忙督促全营跟上前头的队伍。

倪志亮的脾气火爆是全军闻名的，胡奇才对师长并不记恨，他认为倪志亮“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下属，他很爱兵，但对部队的管理制度一点也不马虎。尤其对我们当干部的要求最严，他一再要求我们与战士风雨同舟，吃苦在前，冲锋在前。我从倪师长几上学得不少好作风。”部队转战至陕西省东南的商县时，3营在这里击败一个民团的袭扰，缴获了几十件棉衣，大家如获至宝，各班各分得一两件轮流着穿。同志们考虑到营长陈再道、营政委胡奇才要到师部报到，特地给两人各分了一件棉衣抵御风寒。当胡奇才奉令带两个连到师部报到时，倪志亮对他不理不睬，仍然虎着脸烤火，胡奇才不安地站了足有10分钟后，倪志亮才瞪着他讥讽道：“哟！你这个营政委穿的挺好哇！”原来是对他穿着缴获的棉大衣大为不悦：“战士们都穿上了吗？”胡奇才赶紧申明：“这是为了快速赶到团部，同志们要我穿的。”“你这个营政委是怎么当的？”倪志亮不满地说：“同志们都还没有冬装呢！”胡奇才赶紧认错，迅速把大衣脱下来，并悄悄让人通知营长陈再道，千万别穿大衣来见师长，免得再挨一次尅。

对师长的这一番批评，胡奇才口服心服，他在回忆中认为：“这些优良作风在战争年代也是部队的战斗力，其可贵之处是可以想见的。”

抵制“肃反”扩大化

红四方面军被迫离开鄂豫皖，作为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倪志亮为之痛心疾首，十多年后，他在延安与老领导徐向前一起合写了长文《鄂豫皖红军历史》，对失败的教训作了全面客观深刻的剖析。特别就鄂豫皖中央分局开展不适当的“肃反扩大化”对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作了深刻的剖析。

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到鄂豫皖苏区不久，即按照“左”倾主义把持下的党中央的要求，大抓“AB团”、改组派、托派、右派、社会民主党，在鄂豫皖制造了许多的冤假错案，滥杀无辜。尤其是1931年9月开始的白雀园“大肃反”，成为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在近3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看到身边的优秀干部一个个被抓捕，又一个个地被冤杀，他深感痛心。在这次肃反中，红四军主力4个师12团职的领导干部中仅有倪志亮、王树声幸免，其余的统统被杀掉了。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徐向前，都不敢说什么。

对“肃反”扩大化的做法，倪志亮一直持消极态度。倪志亮本着对革命的忠诚，在11师当师长时，同李先念政委一起坚决抵制了肃反扩大化错误，保护了大批干部、战士，是红四方面军中肃反人数很少的一个师。

1933年7月，曾中生被免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之职，由倪志亮接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后来，张国焘、陈昌浩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再次大肃反时，保卫局在各部队抓了一批基层干部。作为方面军参谋长的倪志亮，在反敌“六路围攻”作战期间，以前方急需用人为由，把这批干部全部释放，交给第4军军长王宏坤指挥，保护了一大批好同志。

倪志亮骁勇善战，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猛将。猛将给人的印象未免生硬粗暴，其实对一支农民为主要兵源的红军来说，也是情有可原，正所谓“慈不养兵”，如《亮剑》中的团长李云龙和政委赵刚，单靠知识分子赵刚温文尔雅的说教，显然不如大老粗李云龙的一番狂骂管用。这也是战争年代带兵固有的特点所致。事实上，倪志亮带兵打仗，还是粗中有细，体现出对部属的关爱和培养，否则其部下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惦记着他的好，其部下也不会名将辈出，打那么多的胜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