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气象智慧及其书写

天气现象风云变幻，奥秘无穷，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活动。华夏先民在与大自然的长期互动中，日渐适应了四时交替，阴阳变化；辨明了雨雪晴霭，风云雷电；见证了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并逐渐探索出气象变化的一般规律，形成观天察气、看云识天的气象学识，留下世界上记录最早、传承最久、内涵最广的气象资料，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独特文化资源。

早在夏代，已有观象授时之说，设有“天地四时之官”；《夏小正》以夏代十二月为纲，记述了每月星象、气象、物象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至殷商，时人开始自觉观察、认识并记载各种气象，甲骨卜辞中风、云、雨、雪、雹、雾、霰、霜、雷、电、虹等气候现象，是世界最早的气象记录之一。周秦之际，在天人关系的艰难探寻中，人们已更加成熟地解释气象、预报气象和记录气象，《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孙子兵法》《庄子》《孟子》《管子》《吕氏春秋》《尔雅》《黄帝内经》等存世文献，都记载有大量物候知识和气象信息。如《尔雅》解释雾霾、风雨、雪霜天气：“地气之发，天不应曰雾”；“风而雨土为霾”；“甘雨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雨霓为霄雪”等。《黄帝内经》解释云雨天气：“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诗经》预报雨雪天气：“如彼雨雪，先集维霰”；“天将阴雨，鹳鸣于至”。《吕氏春秋》解释“八风”为：“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凡此，皆为早期华夏先民洞察自然、辨识天象、预测气象的智慧结晶和文化创举。

逮及汉唐，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科技的日益革新，人们对气象的认知趋于理性、科学和客观。汉代人阐明了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物候，发明了湿度计、风速器等气象仪器；提出了“梅雨”“信风”等气象名称，并科学解释了雷电、降水等季节性气候现象；驳斥了雷电是“天取龙”“天惩”“天怒”等陈腐谬论，批判了将降雨归于“天神”的迷信妄说；出现了《易飞候》《四民月令》《论衡·变动篇》《淮南子·本经训》等文献。如《淮南子》指出：“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之”。《论衡》提出：“天且雨，琴弦缓。”《西京杂记》记载：汉时长安灵台相风铜乌，“有千里风则动”；“气上薄为雨，下薄为雾，风其噫也，云其气也，雷其相击之声也，电其相击之光也”。凡此，即将古代气象学尤其是气象预报技术引入科学之路，推向新高。而后，两晋盛行“相风木鸟”等测风仪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载有“天气新晴，是夜必霜”等气象谚语，并提及熏烟防霜、积雪杀虫等方法；《正光历》将七十二气候列入历书；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季“九九”为一年最冷时期；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辑录隋以前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文献，保留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至唐代，创造了相风旌、占风铎、占雨石等气象仪器，区分了十级风力和二十四方位风向，解释了日晕、彩虹、光象等气候现象，诞生了《观象玩占》《乙巳占》《相雨书》等气象经典，涌现出裴行俭、李淳风、李愬等气象学家，并将气象知识更加广泛地应用于生产、生活、军事、政治等重要领域，彰显了自然气象的科学性、实用性和人文性特征。

宋元乃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气象知识和研究随之日益勃兴，蔚为大观。较之以往，宋元气象学的科学化趋势更加鲜明，不仅解释了梅雨、龙卷风、季风、雷阵雨等特殊性、区域性气候现象，首创了雨量、雪量等观测技术，而且对大气光象、雷电霜雾等气候现象的认知更为科学、合理，对天气的预报方法也更加多样、准确。如朱熹《朱子语类》论述雷电：“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阳气伏于阴气之内不得出，故爆开而为雷也。”沈括《梦溪笔谈》解释彩虹：“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陈长方《步里客谈》记述梅雨天气：“江淮春夏之交多雨，其俗谓之梅雨也，盖夏至前后各半月。”叶梦得《避暑录话》论述江南“过云雨”（雷阵雨）、“龙桂”（龙卷风）。苏洵《辨奸论》预报风雨：“月晕而风，楚润而雨。”尤其是沈括《梦溪笔谈·异事篇》对气象、物候之创见，朱思本《广舆图·占验篇》对天、云、风、日、虹、雾、电等航海气象之“占验”，堪称典范。宋元时期为我国古代气象科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其气象之学远绍汉唐根脉，近启明清端绪。

至明清，气象学虽发明不足，但在总结演绎前人成果方面可圈可点，尤其是深受“西学东渐”浸染，气象之学呈现出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趋势，初露近代气象学的曙光。其中，明代雨量观测、航海气象、天气预报等技术日益精进，“南北寒暑”“昼夜长短”“蜃气楼台”等理论认知不断深化，农业气象谚语广泛传播，气象云图等推广使用。在官方，“月奏雨泽”成为常制，顾炎武《日知录》载：“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给事中收储，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在民间，“占候谚谣”成为常用语，如明初娄元礼《田家五行》记载气象谚谣，凡分论日、论月、论星、论风、论云、论虹、论雷、论霜、论雪、论电、论气候、论山、论地诸篇，皆反映了明初农业气象知识和天气预报经验。明清之际，西方科技的传入为我国气象科学带来了新技术和新观点。传教士将西方当时比较先进的温度计、湿度计引入中国，清人还仿制了冷热计、燥湿器；利用《三光图》等云图预报天气；出现了炮击雹云，消除冰雹的技术。梁章钜《农候杂占》凡分四卷，从天文、地理、人事、时令、草木、虫鱼等角度，论述了预测天气变化、解释气候现象、把握气象规律之理论，是古代农业气象谚语的集大成之作；游艺《天经或问》凡分图序、天、地三卷，全面阐释了天地变化的情势，解答了气象变化的规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适应性、经验性气象知识的局限，是近世少见的气象原理之作，也是我国科学气象学之肇始。

在古人的观念中，气象既是“天”的自然表征，也是“人”的观念塑造，这种超自然的人本理解，为原本自然的万千气象增添了浓郁的神秘色彩和持久的人文属性。在远古时期，面对变化莫测的气候现象，人们深陷“天人相分”的思维逻辑中，本能、盲目、被动地适应着纷繁多变、循环往复的气象世界。此后，古代先民在克服自然、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长期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人”的能力和“人事”的价值，“天人合一”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作为“天”的自然表征，气象也由此逐渐被人们认识、把握和利用，并持久影响着历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社会层面，“顺天文，授民时”，人们长期利用气象变化的规律和特点发展社会经济，从事农业、牧业、交通、祭祀、水利等活动。同时，面对此起彼伏、绵延不绝的气象灾害，历代官民积极抗争，全力应对，利用各种力量抗御气象灾害，并逐步建立了较为务实高效的气象预报制度和灾荒赈济体系。在政治层面，中国古人相信“天文变，世俗乱”，“天垂象，见吉凶”，认为天道与人事、天变与政治有着神秘而微妙的关联，凡君臣事天不诚、赏刑不当、忠良未用、奸邪盈朝、听信谗佞、征敛掊克、靡费天下、刑狱冤滥等，都会上干天和，招致天变。《史记·天官书》谓：“凡天变，过度乃占。……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汉代董仲舒将其总结为“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此后，这种“天人感应”“灾异天谴”学说长期成为制约皇权与重塑秩序的政治规范，并与历代王朝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在文化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当为参用阴阳五行解释天气现象，如《大戴礼记》以阴阳解释气象：“阴阳之气各静其所，则静矣。……阳气盛，则散为雨露；阴气盛，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二气之化也。”郑玄注《洪范篇》以五行解释气象：“雨，木气也，春始施生，故木气为雨。旸，金气也，秋物成而坚，故金气为旸。燠，火气也。寒，水气也。风，土气也。凡气非风不行，犹金木水火非土不处，故土气为风。”这些不断积累的气象知识及文化解释，是古代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产物，其对气象规律、天人关系等复杂问题的自觉认知和客观书写，不仅反映了古人认识天文、应对气象的理性取向和不断增强的能力，且对今日之气象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自古中国以农立国，农业生产依赖天文地理，因而古代气象记录注重实用，人们习惯将气象信息载诸天文书籍及小说笔记、诗文游记、方志野史等，充分展示了古代先民“求真”的气象智慧和“务实”的书写意识。今天，秉承“稽古振今”的历史使命和学术担当，系统整理、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气象文献，传承气象文化，弘扬气象科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