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红：触碰官僚主义，日本改革难在哪

日本菅义伟内阁履新伊始，新任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便放出大招，开设“官僚主义投诉”网上通道，可在线投诉行政部门的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等。孰料，仅几小时便因“投诉邮件太多”不堪重负，被迫关闭网页，引起舆论关注。

此事在日本之所以能引起不小的反响，是因为这反映出几十年来日本的一些“痼疾”。一是日本行政部门规矩太多，办事程序化严重，循规蹈矩犹如“机器人”，养成了官僚主义作风，行政效率低下。二是河野太郎作为“行政改革大臣”新官上任头把火就犯了官僚主义，惹得焦头烂额，暴露了他“缺少政治常识”。

在安倍内阁时期历任外务和防卫大臣的河野太郎，堪称外交安全政策通。按说，新内阁启动，本应发挥其政策才华，给其辅助处理复杂国际事务机会，但新首相菅义伟却180度大转弯直接任命他为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推进国内改革。菅义伟早期曾因担任著名的改革设计师、前总务大臣竹中平藏的副手，被普遍认为是自民党改革派精英之一。菅义伟内阁自然也贴上了改革标签，为市场看好。河野太郎年轻气盛、思想活跃，遂被安排在敢踢“头三脚”的行政改革担当大臣位置。

但在日本政治中，“改革”实际上成了冷战结束后年年喊、代代喊的口号，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历代政府化解难题的“锦囊妙计”。自1993年自民党第一次丢掉单独执政机会，虽经历细川护熙的“规制缓和”（放松管制）、桥本“六大改革”以及“小泉改革”，但各种无形的规制仍塞满日本行政体系，成为严重阻碍行政效率、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的羁绊，事实上也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停滞的制度要因。

比如，在经济产业省的一楼大厅里，你可以看到企业界的人士在那里排队等候叫号，等待政府官员接待，听候“行政指导”以帮助解决“经营问题”，或倾诉苦情。在经济产业领域貌似激烈竞争，实则仍有入围资格限制，入围者之间才有竞争。而谁能入围，则受无形的规制限制着。更为司空见惯又不可思议的是，最近大阪知事桥下彻提出，大学新学年开学时，校方发给新任教师的通知书必须是手写的，而不能是电脑打出来的；有些公司在疫情期间推动网上办公，才发现公司的网站是个“局域网”，连接外网很麻烦还容易受网络攻击。更有甚者，网络签名无效，必须回公司盖上一直沿用的“人名章”。而这个“人名章”其实就是一个“姓”，因有留印，而带有专属性、权威性。在眼下的日本，无论银行、学校、行政部门都认，且必须加盖之。可以说，网络化、数字化、远程化甚至智能化，瞬间被这枚小小的“人名章”阻碍了。

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5G、物联网、大数据，乃至自动驾驶等技术飞速发展，下一世代的领导性技术扑面而来，技术产业创新、年轻人创业风起云涌，而日本年轻人则深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无奈感。纵然手里有超前的技术、适合市场的奇思妙想，风险投资、自主创新面临一道道坎儿、一面面玻璃墙。尽管安倍政府曾力推劳动改革、女性就业，甚至“开窗”让外国就业者进来，但实际上，风险企业、创业企业以及决定下个时代的领导性技术产业，面对僵化的劳动制度、银行主导的金融制度、官僚主导的行政制度，最终不得不大面积夭折。

形成这一现状的最主要原因，是以传统产业为代表的现有利益团块、与此关联的行政利益集团、幕后操控的政治利益集团，即所谓的“政官财”铁三角依旧稳固。根本问题就在于，历届政府空喊改革口号，并未真正深化改革。而安倍政权执政7年8个月，标榜“保守主义改革”，实则为大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牟利，如推进了法人减税，却不遗余力地给个人增税，消费税率从5%提高到10%。该项税收并非专款专用于社保，事实上用于生育补贴等“安倍政治”。而广大低收入人群不得不面对实质工资未增而税赋先增的窘境。

菅义伟内阁接过“安倍政权”招牌，举起改革的旗帜，能否走出“平民首相”的务实道路，关键还看他能否尽早推出被认可的“改革着力点”。这关乎改革能否突破现有困局，关乎日本经济能否在新技术时代抓住机遇迎来复兴。（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