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应在制度上强化“威慑力”

近日，一年前曾爆出的曾国藩墓保护状态堪忧一事，再次引发公众关注。据媒体报道，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国藩墓近年来本体缺乏妥善保护，周边环境更是纷乱嘈杂，丧失了一个国家级墓葬类文物应有的肃穆感。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曾国藩墓保护的责任主体并非文物系统的管理机构，而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这家公司同时也是这一区域的开发建设主体。

我国的文物保护基础工作通常被简称为“四有”，即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专门机构或者专人管理。根据目前披露的情况，曾国藩墓没有专门文物机构或人员。其保护的责任主体是从事建设开发的某地产公司，并没有专门科室或是人员来对其进行保护和管理。

诚然，由一家企业承担文物保护管理的责任，并非不能接受。文物保护法也只是规定了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并没有限制企业来参与文物的保护管理。但是，在法律条文的背后，我们更要关注到不同类型的主体对于文物保护“责任”二字的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实际差异。坦白地讲，一家以开发、营利为基本宗旨的企业，其面对文物保护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能否以文物保护为第一考量，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在现代社会，任何机构与个体本质上都是理性的，其每一个行动都是对行动后果作出评估后进行的。如果一个文物系统的机构承担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责任，其机构的运行目的、经费基础，其领导的绩效考核，必然都以保护管理的成效作为重要衡量指标。但是，一家企业，无论是其发展目标，还是其领导者的考核评价机制，都是基于效益，即使承担了文物保护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如果违背了经济效益的大目标，前者让位于后者非常可能发生，这也是符合一般行为逻辑的。

曾国藩墓面临的问题，恰是我国目前基层文物保护力量薄弱现状的一个缩影。当文物保护与建设开发产生关联时，文物部门微弱的声音往往被建设的轰鸣声盖过，这已经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形。令人唏嘘的是，曾国藩墓其实还没有那么“基层”，这是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理应享有高级别的关注，获得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受到完善的管理。但是，实际上曾国藩墓甚至连文物保护法中基本的要求都没有达到，更别说是按照全国重点文物的保护标准来进行保护了。

文物保护要通过法律和机制的完善，获得更大的“威慑力”。无论承担文物保护责任的人是什么背景、属于什么机构、个人知识和情怀有何差异，只要坐在这个位置上，就“不得不”敬畏文物，必须践行自身的责任，也知道如何去践行这个责任时，才能使无数个“曾国藩墓”真正摆脱困境。

就在有关曾国藩墓的消息爆出的同时，湖北省也有一则文物新闻——湖北省文物局挂牌仪式在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机关大楼举行。在此前的机构改革中被“改掉”的湖北省文物局重新挂牌，标志着这个文物大省的文物保护管理机制的重新整合。湖北省有关领导同志在讲话中说了这样一句：“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本来”两字，既是指代历史和文物，也是对全社会的一种宣告，文物保护在制度上必须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