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中国东盟贸易增长基础很扎实

据中国海关数据，2020年1-8月，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达4165.5亿美元，超过中国-欧盟双边贸易额近160亿美元，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之际，中国东盟贸易逆势增长，不仅推动中国与东盟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也助推“双循环”新格局发展。

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近年来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2001年中国加入WTO，此后，欧盟和美国长期占据着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只有中国-欧盟、中国-美国贸易额的六成。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次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达到中美贸易额的80%。2018年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迅速增长。2019年，东盟取代美国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当年中国东盟贸易额为4.4万亿元人民币（中美贸易额为3.7万亿元人民币）。而且，中国从东盟的进口额首次超过中国从欧盟的进口额。由于英国“脱欧”，在统计意义上，东盟在年初即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

从贸易形态上讲，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价值链贸易正在激增。尤其是包含集成电路在内的机电产业，中国和东盟之间形成新的供需关系和网络。今年上半年，我国自东盟进口集成电路2268.1亿元，增长23.8%，对东盟出口集成电路896.8亿元，增长29.1%。集成电路进出口贸易活跃，拉动我国与东盟贸易增长3.2个百分点。

从与东盟成员国的贸易来看，2020年1-8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激增，中国与越南的双边贸易额贡献最大，达到1112亿美元，超过第二位马来西亚312亿美元。中国东盟整体贸易增速同比增长3.8%，而中国越南双边贸易额增速达到13.4%，位居第一。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基于中间产品（零部件）的价值链贸易，越南起到的实际上是一种二传手的作用，即中国企业或者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为了规避贸易摩擦，将原本直接从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产品转移到东南亚加工之后再出口到欧美。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东盟作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可能是一个长期现象，上述贸易形态还会延续和发展下去。国际经济学界在计算潜在的双边贸易额时，发现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和距离（地理和文化、语言）因素，还有贸易壁垒等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全球贸易越来越呈现出价值链贸易的特点，地理和文化因素将更加突出。

东南亚依然是承接产业转移和东亚经济深度融合的枢纽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逐步形成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跨国公司利用日元升值优势，同时也考虑到美国打贸易战的风险，大规模向东南亚以及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由此推动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区域快速融入东亚地区生产网络。到目前，放眼全球，依然很难找到像东亚一样适应制造业分工的劳动力条件。

有人担心东盟容量有限以及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难以支撑这种贸易形态长期发展。以越南为例，假设越南7%的经济增长未来仍可持续10年以上，那么到2030年人均GDP也才5000-6000美元，不到中国今天人均GDP60%，因而中国往越南产业（更多是生产工序）转移仍可持续数十年。而且，越南与中国、日本、韩国地理上非常接近，文化上又有近缘关系。事实上，越南吸收的外资，也主要是韩国、日本、中国（包括香港地区），然后才是欧美地区。

此外，与传统的东亚制造、欧美消费不同，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很多城市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并且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沿海地区、韩国、日本也将成为类似于欧美的消费市场，这将进一步整合东亚地区的内部市场，使得包括越南在内的东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

当然，也有人担心，随着越来越多生产工序转向越南等地，这种贸易形态会不会对中国自身产业发展尤其是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带来挑战。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东亚区域内进行产业转移的主体是企业，主要是根据比较优势原则、遵循市场原则形成的。即使一些跨国公司将一些生产工序转移到了东南亚，中国依然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不仅是主要的制造业原料和零部件来源，而且很多工序在中国完成设计，只是某些加工和组装环节转移到境外。其次，中国也是产业转移过程的一个主动参与者，如何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寻找新的、附加值更高的增长点，是问题的关键。目前，中国与东盟加深贸易和供应链合作是应对新冠疫情及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