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春豪:印度别忘了误判和逞能的历史教训

最近中印边境对峙再次升级，甚至出现印军非法越线且鸣枪挑衅的事件，打破了1975年以来中印边境无枪声的平静，也推高了擦枪走火乃至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与此同时，印度国内舆论吹嘘“印军胜利”、叫嚣“对华热战”的杂音也在增多，令人不得不想起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前印度国内的战争喧嚣。事实上，从1959年郎久事件到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再到1987年的边境冲突，印度的战略误判和军事冒险一次次让自身付出沉重代价。印度不该忘记历史教训，切勿再次误判和逞能，以至“印度梦”梦碎山脊。

教训之一，印度切勿错估国际形势对其有利，将希望寄托于外部势力支持。国际战略环境是印度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重要框架，也是印度在边境上采取冒险和挑衅政策的重要考量。由于印度试图将非法的“麦克马红线”作为中印正式边界，两国边界争端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有苗头。但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逐渐破裂、美印关系改善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发展遭遇巨大困难，印度在中印边境的政策更加冒进。

在当时的印度军政高层看来，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都非常不利。与之相较，印度则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美苏争先拉拢的对象，国际环境对其非常有利，美西方舆论甚至为“印度抵制住红色中国的扩张”喝彩。

这种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极大助长了印度的边境冒险政策，新德里认为“中国不会对印度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中印爆发冲突后的事实证明，中国并不会因为外部压力而放弃领土主权，美苏也不会给印度提供什么实质性的支持，而是更多将印度作为出售军火的市场。后续不少材料也披露，美国对援助印度有所迟疑，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甚至在1962年10月23日认为，“尼赫鲁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摇摆不定……最近似乎更加倒向帝国主义国家”。

教训之二，印度切勿低估中国维护主权的决心和能力，错误地将中国的忍让视为妥协。在过去数十年的中印边境争端历史中，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边境安宁、致力于避免边境冲突，即使在面对印军的蚕食、挑衅时，中国方面也尽量保持理性与克制。这种理性与克制，表现在中国始终主张和平磋商解决争端、始终对印军挑衅行为表示克制（很多时候从大局考虑没有揭露印军挑衅行为）、始终将一线部队脱离接触作为避免冲突的第一要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1959年空喀山口事件后中国边防部队暂停巡逻、周恩来总理1960年4月亲自赴印度做工作等。

但印度政府却将中方的和解诚意和忍让克制当作软弱可欺、妥协退让，认为中国不敢、不愿、不会对印度的军事挑衅行为做出反击，这也构成了印度在边境奉行“前进政策”的逻辑前提。印军的得寸进尺甚至授权一线部队开枪的战争恐吓行为，最终被证明是加剧误判、引发战争的危险行为。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962年七八月份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军事对峙，由于中方保持克制，没有“拿掉”印军哨所，印度舆论欢呼这是印军的胜利，认为“只要印度军队坚决，中国除了虚声恫吓外不会再采取什么行动”，而印度政府给军方的命令也由“只有遭到射击时才开枪”，改成“如果中国绝对危险地迫近时就可以开枪”。

教训之三，印度切勿盲目自信、高估自身作战实力，甚至头脑发热。“情况不明决心大”，是印度政府在历次边境军事挑衅行动中的生动写照。从1962年冲突时尼赫鲁下令“把中国军队清除掉”，到1987年试图利用军事演习蚕食中方领土，概莫能外。

其原因，一方面是军情系统负责人“大权独揽”，误导或者迎合最高领导人。尼赫鲁的亲信穆立克负责当时印度的唯一情报机构“情报局”，另一名亲信考尔先后出任参谋局长和第4军军长，两人给尼赫鲁传递了“中国军队不会反击”的信号，甚至战败后考尔还蒙骗尼赫鲁“印度军队在适当时候会赶走中国军队”。1987年冲突也是当时的军方鹰派领导人误导最高层，自恃在苏式装备下可以击败中国。

另一方面是反对党和舆论的裹挟鼓动。印度反对党和媒体热衷于炒作中印边境争端，以民族主义倒逼执政党做出冒险举动，甚至误导执政党认为印度全国上下已做好“同仇敌忾”的准备。此外，印度的一些军政要员也热衷于向媒体释放强硬信号，迎合民意，但到头来只是进一步压缩了政策回旋的余地。不少材料证实，尼赫鲁最初也不想与中国发生战争，但反对党的倒逼、舆论的煽动、亲信的误导，最终让其走上了对华开战的歧途。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虽然世易时移，中印两国国力和相处关系今非昔比，但当前印度在中印边境的军事冒险和挑衅，似乎在开历史倒车。1959年9月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指出，“最近印度政府配合边境上的军事进逼，在外交和舆论方面就边界问题不断对我国施加压力……印度政府、国会和所谓公众舆论以及一部分政界人士利用边界问题大肆叫嚷，诽谤我国侵略了印度，污蔑我国是帝国主义，并且在印度挑起一个新的反华高潮。帝国主义也正借机煽风点火，竭力挑拨中印关系。”联想今夕，何其相似。边境局势高度微妙敏感之际，真心希望印度政府能以史为鉴、珍爱和平。（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