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永恒:给道德行为打分效果有限

我国是一个有深厚道德文化底蕴的国家，这些年各地政府在促进道德文化的建设上做出了很多探索。山西、湖南等地曾推出“道德银行”积分行动方案。最近，苏州又推出了“苏城文明码”计划。其基本宗旨是通过量化对道德行为进行评定，并对达到诚信、文明积分的市民进行奖励，以促进人们道德行为的改善。这些尝试和探索引起了人们的讨论。

公众关注道德文化建设，共建诚信社会是好事，但是厘清道德文化建设背后的问题之所在是非常重要的。长期以来，在道德行为方面我们有重视“私德”的文化传统。所谓“私德”，指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遵循的行为规范，其核心是处理好“圈内人”之间的关系。而今天的中国早已超越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交往圈远远超越了血缘和熟人关系，常常要同“陌生人”打交道，因而会更重视公共精神、公共伦理、契约规则、法治精神。人们对待陌生人、圈外人以及社会公共规则的态度，集中反映了工业文明背景下公民的道德境界与修养。

道德行为的塑造，除了观念的创新和长期持久的教育外，一个重要举措是用法治塑造公民道德行为。在美国很多州，遛狗不系绳子，警察会直接给予警告并罚款，谁家的宠物扰民，只要邻居举报，警察会出面干预。公民要收养流浪狗，必须经过合法的程序，不允许在公共场所收养流浪狗。在英国，装修自家房子有严格的规范，个人要报装修方案并经严格审批，装修过程中绝不允许占用公共空间，影响公共利益，甚至外观风格的不协调都不被允许，谁要是违反了，监察部门就会干预和警告，违规不改法院直接上门贴封条，冻结资产，令其纠正。这就显示出法治塑造道德行为的强大力量，也是法治国家公民遵守基本公共道德的制度原因，这套成熟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传统的道德应该得到改造、拓展和超越，道德行为的塑造不能只靠倡导与呼吁，道德行为“量化评分”的改进效果也是有限的，其做法还可能引发其他伦理问题。公共道德的自我“约束性”和社会的“利他性”决定了一些人很难自觉地做到遵守社会的公共道德。公德不像私德那样有一种天然的“利己性”和“自我依从性”，其形成需要的是牺牲、付出和自我克制，这就需要一种制度的力量去塑造。没有法治守住道德的底线，人们对道德规范就不会有认真的态度，没有法治为基础的道德教育是一种苍白的教育，我国的社会治理应当在这方面更有作为。（作者是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