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峥：硅谷焦虑靠“科技冷战”治不了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日前刊文，指出硅谷的科技巨头正在“拥抱新冷战民族主义”，放弃与美国政治保持距离的传统立场，开始强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进而深度参与美国政府的内外战略。

这一转变被认为主要因受到更大外部挑战而引发的焦虑。其中，华为、TikTok等中国科技企业带来的压力尤为明显。如果这种趋势继续扩大，硅谷的领先地位或将因此动摇。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影响因素是本届美国政府的科技政策变化。近年来，华盛顿开始将科技议题政治化，试图推动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脱钩，成为相互隔绝的两套科技体系。硅谷原先是中美科技界联系最紧密的地区，但在本届美国政府干预下，中美在硅谷的技术、资金和人才流通不再顺畅。一些美国科技公司开始重新思考中美科技合作的收益和成本，甚至基于政治压力主动向政府靠拢。

除此之外，美国国内政治的极端化、民粹化也是引发硅谷深层焦虑的一个原因。在频繁的政治纷争中，很多企业无法保持旁观或在价值观上保持中立。越来越多的事件和议题被赋予政治和意识形态意涵，美国科技巨头内部也出现了站队现象。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即便科技巨头和硅谷希望与政治保持距离，也很难做到。

基于此，一些硅谷科技巨头认为能够通过接受“科技民族主义”理念来摆脱困难局面，降低在这种环境下面临的政治成本。“科技民族主义”是美国战略界近期兴起的一种概念。该理念的核心内容在于认为科技本身有国界，是国家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地缘政治竞争的意涵。中美科技冷战和所谓“科技脱钩”就是这一理念最典型的诠释。受这一理念牵引，一些科技巨头采取与华盛顿类似的“美国优先”和“大国竞争”做法。例如脸书公司频繁在美国政界游说“中国社交媒体的威胁”；谷歌响应美国政府号召，扩大对印度的投资，推动美印两国加强科技捆绑等。

这些做法事实上进一步加剧了科技冷战的态势，也在改变各国政府对于硅谷的传统认知。而从历史看，这一药方明显是下错了，偏离了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创新中心的原因。

其一，硅谷的兴起得益于科技的“去安全化”。硅谷虽有百年历史，但其真正成为全球科技和新兴企业的中心是在冷战后。克林顿政府时期推动的“国防工业民用转型”是硅谷从一个技术研发中心转向全球科技产业中心的关键因素。此次转型放开了美国创新人才的手脚，让不少曾被军方独占的先进技术走入千家万户。为了巩固转型效果，此后美国政府不断放宽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消除了外界投资科技产业的顾虑。

但如今，美国科技企业却试图让历史开倒车，最终结果只会让更多有商业前景的技术“被锁进保险箱”，硅谷的吸引力也可能会随之流失。

其二，科技企业与美国政府的捆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当今美国两党政策高度分裂。企业与政府的捆绑不可避免要在政治上选边，需要参与一些具有党派色彩的活动。但一旦政党轮替，这些企业就会面临比保持中立更大的清算风险。

另一方面，美国科技巨头与美国政府的“强强联合”，并不一定有利于降低这些企业在海外运营的政治成本。本届政府上台执政以来，华盛顿的信誉和外部形象大不如前。美国政府并不能够给这些企业提供价值观光环，反而可能成为这些企业海外运营的阻力。此外，“棱镜门”事件已经展现出美国政府和科技巨头联合带来何等强烈的社会反弹，美国科技巨头拥抱“科技民族主义”也会带来类似效果。这些将导致美国科技企业在国内外面临更大的反垄断调查和政策监管，而这才是科技巨头和硅谷真正惧怕的风险。（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