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镭：澳大利亚正滑向亚太的穷国

近日，媒体盛传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在策划新的法案，不仅旨在否决维州政府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而且意图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和并购等商业行为。根据这一新法案，地方机构达成的任何协议如果“对澳外交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或者“不符合澳外交政策”，澳外交部长有权取消协议。因此虽然莫里森总理说的是不针对中国，但颇有点此地无银的意思。

中澳关系自2017年明显下行后，今年又持续大幅度下挫。澳大利亚对两国间互利的经贸合作、正常的文化交流，甚至是对中国留学生的无端攻击和妖魔化渲染使两国间原本发展良好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经济互补化、人文交流常态化的势头戛然而止，甚至出现大尺度的倒退。澳大利亚政府意图追随美国对华经济“脱钩”之举无疑会产生“损人八百，自毁一千”的反噬效果，在给中国经济造成一定伤害的同时，更大程度地损害澳大利亚原已严重受伤的经济。

澳大利亚前外长亚历山大·唐纳曾撰文强调“中国无意入侵澳大利亚”。中澳经贸关系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的30年间迅猛发展，并不是因为中国想“控制澳大利亚”，而是因为两国间“有太多太多的人想和对方做生意”；中澳双向投资的快速增长也并非是因为中国想“占领”澳大利亚，而是因为双方“有太多太多的企业家看到了合作的无限潜力”。

如果我们稍加分析30年来中澳两国间的投资流向就会发现，两国间的投资流向在2000年以前是“一边倒”地流入中国，而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10年以后，两国间的投资流向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对澳投资额逐渐多于澳方对华投资额。可以说，如果没有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全球巨额投资在改革开放后流入中国，也难有中国经济今日所取得的瞩目成就。即便是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投资流入国。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与发展既离不开外部世界的投资，也离不开与外部世界的互利合作。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疫情的叠加危害中，中国之所以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走出经济负增长的泥潭，是因为中国坚定地实施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中国方案”，大力推动5G与数字货币等新技术的运用，加快海南自贸区、大湾区以及长三角的对外开放力度。“中国方案”不仅有效地遏制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且使中国很可能成为今年唯一能够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世界大国。一些国际经济的权威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均预测明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望猛增至8%。事实雄辩地说明，澳大利亚某些政客企图通过与中国经济“半脱钩”（只要中国的市场，不要中国产品和投资），甚至是“全脱钩”的方式来遏制中国发展的想法不仅荒谬，而且只会最大程度地伤害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和民众的福祉。离开澳大利亚，中国产品和投资找到新的市场和投资目的地的难度并不太大。但是澳大利亚要想找到替代中国的庞大的出口市场、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供给和实力雄厚的投资者却是殊为不易的。

看到澳大利亚近年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蜗行老旧的铁路线路、抛荒十多年的“北部大开发”、民众越来越付不起的电费、远远落后于亚洲国家的网速，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告诫：应当“欢迎中国崛起”，“敌视和遏制中国不仅有害，而且危险”。的确，与中国“脱钩”不仅不会令中国再度陷于贫穷和落后，反而只会令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预言成真：澳大利亚将沦为亚太地区的贫穷国家。堪培拉如果真想让自己的对华政策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就必须登高望远，切实摒弃冷战思维，顺应世界和平、发展、共赢的潮流。（作者是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