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峥嵘：渲染“数字货币战争”是搞错了对象

全球抗疫紧锣密鼓之际，货币领域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数字化变革。美欧日等也正逐渐改变对数字货币的态度，由消极转为积极。

数字货币目前主要有三类。一是比特币等非官方的加密货币。虽然近几年被几度热炒，但它的核心技术可被借用，功能也可替代，应用前景有限。二是以脸书公司天秤币为代表的“稳定币”，虽然也是非官方货币，但以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法定货币计价的资产为发行储备，以提升币值的稳定性。从技术发展趋势看，这类“稳定币”有自己庞大跨国商业生态为基础，有可能进入实际应用，与央行货币共同流通。三是多国正在研制的央行数字货币。七国集团甚至已决定就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展开合作。

美欧日态度转变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天秤币等对央行的货币权利提出直接挑战。二是新冠疫情改变商业模式,无现金支付迅速成长。国际清算银行报告显示，疫情期间，避免插卡输入密码等线下接触的“无接触支付”方式取得极大增长。三是中国研发央行数字货币带来竞争。早在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启动数字货币研究，2017年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今年4月以来开始在多个地市、不同场景开展封闭式应用测试。

支付宝、微信支付在电子支付领域形成优势，中国人民银行在央行数字货币研发阶段暂时领先，这使中国成为其他几方觊觎的焦点。

去年10月，脸书CEO扎克伯格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强调，如果美国不进行创新将无法再保证全球金融领导地位，中国部分支付基础设施已领先于美国。去年12月，著名货币学者肯尼斯·罗格夫发文称，中国央行数字货币有可能成为全球地下领域（逃税、犯罪、恐怖主义）使用的货币。他将一些国家央行加紧推出数字货币描述成一场“数字货币战争”，“不仅涉及设立新货币带来的收益，更关乎国家对经济进行监控和征税的能力，以及美国政府利用美元的世界地位来推进其国际目标的能力。”

当前数字货币领域确实出现了几对矛盾。一是主权货币与非官方数字币之间的竞争；二是主权国家数字货币之间的竞争；三是非官方数字货币间的竞争。矛盾各有权重，但当前的一对主要矛盾，应该说是主权货币如何应对加密货币和非官方的“稳定币”等带来的数字货币挑战。

首先，主要国家央行的数字货币还处于研制阶段。比如中国央行已经表示，试点测试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民币”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美联储8月声明中称，“尚未决定是否进入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必需的政策程序”。其次，实验中的“数字人民币”准备取代的是流通中现金。现有法规对现金出境限制很多，即使可以跟随微信、支付宝等支付系统输出境外，别国也很容易加以限制或取缔。再次，央行数字货币与现有货币、银行账户可能长期并存。

央行数字货币对支付系统影响较大，但货币霸权的中心是储备货币。目前看，主权货币间既有的权力结构，还难以受到数字货币的直接挑战。因此，近期渲染“数字人民币”可能冲击国际货币格局、威胁美元霸权，可能是反应过度，也可能是脸书等为推动天秤币尽早过审推波助澜。

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电子支付有着重大区别，它不需要银行账户，从而能够大大降低结算成本、提高货币效率。央行可以实施更加精确的货币调控，从源头上铲除洗钱、黑金等地下经济。货币的进化史就是一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的历史。发展数字货币是大势所趋。但保持必要的审慎是必须的。数字货币的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和挑战，它们远比主权货币争霸来得重要、急迫。

其一，它将极大削弱银行等金融中介。比如计划中的数字人民币虽然仍然是两层架构，即与传统货币一样，由中央银行投放到商业银行再面向居民。但从理论上讲，数字货币可由央行直接发行到个人，而市场主体间不需要银行就可以完成日常的交易支付，银行的功能可能大大弱化。全球庞大的金融中介体系要面临彻底重构甚至瓦解。

其二，国家的货币权利将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前景。技术发展使央行走到十字路口。大银行可能消失，意味着央行权力可以大大扩张。同时，超大型跨境（甚至全球性）经济实体可以通过发行类货币行使以往金融机构的职能，央行需要与它们重新分享货币权利。比如脸书的天秤币一旦落地，其金融活动规模将超过华尔街的许多金融机构，甚至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技术进步无可阻挡，数字货币进入流通只是时间问题，各央行的当务之急是适应新型货币、新型合体机构、新型业态，将其纳入监管，或者学会与之共存。

其三，央行数字货币的高度集中化问题。不记名的现金是提升个人自由度的重要工具。央行数字货币是高度中心化的，或可匿名，无法匿迹，这与现金不同。央行理论上可通过数字货币掌握一切交易。货币权利面临重新定义。货币当局在保护个人隐私、捍卫货币使用者个人权利方面，能否做到足够可信可靠？这是一个问题。就像克隆技术、基因技术都有两面性，技术应用有伦理边界。对央行数字货币保持足够审慎是一种基本的负责态度。▲（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